历朝历代禁官赌

　　■ 俞剑明

　　赌被用来作为达到个人或集团政治目的的故事，史书上并不鲜见。比如宋孝武帝贪婪好赌，凡是州刺史郡太守返京，必须陪他樗蒲赌博，直到钱财被榨干方罢——“樗蒲”这种古老的游戏，很像后代的“掷骰子”。有一次，颜师伯和孝武帝樗蒲赌博。皇帝掷出雉彩，以为必胜，喜不自禁，不料颜师伯掷出了最高彩卢彩。皇帝脸色顿变，颇善察言观色的颜师伯马上将五木收起，说：“几乎成卢。”颜输给皇帝数百万钱。此后，颜师伯便大红大紫，升吏部尚书、右军将军，大权独揽。

　　唐玄宗时权势熏天的杨国忠，也是由陪皇帝樗蒲赌博，让皇帝赢得高兴而步步高升。博戏时，杨国忠计算精准，分铢不误，玄宗夸他为“度支郎才也”。由此，他官运亨通，权倾朝野。

　　时下的百姓，将官员参赌称作“官赌”。其实“官赌”一词，古已有之。《南史·李安人传》记载：“明帝大会新亭楼，劳诸军主。樗蒲官赌。”皇帝做大庄家，带着大家一起赌博，以犒劳军士，娱乐群臣。

　　然而，在历史上我们更多见到的，是历代法令对官员参赌的严惩。汉初高祖刘邦将禁赌重点放在上层，凡高官“博戏”财物者，罢黜官职，“籍其财”（不但没收赃款赃物，还要将其家产充公）。明代对赌博罪的处罚分为三等，官吏参与赌博罪加一等。清代康熙、雍正两朝都严禁赌博，官吏赌博，一律革职永不录用。

　　中国古代对于官员参赌的严禁，大都出于对官员道德品质的严格要求，而很少见到因为挪用公款以及因此被严惩的事例。雍正皇帝最痛恨赌博之恶俗，对于居官者赌博的危害则说：“若读书居官之人习此，必至废时失事，志气昏浊，何能立品上进……”意思是，官员参赌，败坏品行，荒疏政务，有违礼制。

　　前些年，官赌之风越刮越甚，突然之间，官员的道德自律不见了，“官赌”大面积快速蔓延。人们不但没有道德上的谴责，反而以“不拘小节”的个人生活趣味视之，甚至成为官场中必不可少的谋职之道——“小赌怡情，大赌怡官”。

　　别怪老百姓没见过世面，就是那些港澳及国外的大赌场，对于来自内地的赌客出手之阔绰，输掉几百万上千万处事不惊的优雅风度，也大惊失色。他们赌资的规模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力，像“一掷千金”“一掷万金”这样的传统词汇已经力不从心，人家一个筹码就是上百万，出手动辄几个亿。

　　“赌”字一旦沾身，人的理性便悄然退居二线，胜者期望再胜，败者渴望翻本，稍不留神便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对于一般人而言，赌灾止于自身，花掉的是自家的钱财，至多落个倾家荡产。但是，那些大权在握的官员，一旦陷身其中，其潜在的巨大危害性，则是公器私用，损害国家；老百姓的血汗钱在他们过把瘾的“快感”中化为乌有。

　　这些年，国家自上而下风情气畅，好赌的官员不敢那么张扬了。但我们谁也不敢保证，“官赌”在中国大地从此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