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 联

　　■ 俞剑明

　　好友老王，人称“江南联王”，喜欢喝茶，更喜欢聊天。每次和他喝茶，我总是把茶杯放得远远的，盖子盖得紧紧的，免得几个钟头下来，他的口水多过我的茶水。

　　大年初三和老王一起喝茶，他兴致勃勃地讲开了鸡年春联的立意、对仗和文采。见窗外有婚车结队而过，又滔滔不绝地聊到了“婚联”上。

　　“你知道什么是‘婚联’吗？就是过去男女嫁娶之日，贴在大门、洞房、梳妆台两旁的大红对子，为的是增加点喜庆气氛。”

　　“文革时，这小小婚联闹出了不少大大笑话。河北有个老实巴交的青年农民，老爹是地主。春节时结婚，去请示大队支书，门上的对子贴什么为好？支书头也不抬地回答：‘贫下中农贴什么，你就贴什么。’那青年遵命照办，回家在大门上贴了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新婚之夜，小两口被揪出来斗了个半死。”

　　“这种事我们浙江也有。你记得文革开始时最为风行的那副对子吗？叫‘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随处张贴，我就见到过几对‘黑五类’子女。结婚时，家里硬是被人贴上这副对子。我大学时的一对教师，家庭出身不好，结婚时风闻有人要来张贴这不尴不尬的东西，俩人嘀咕一番，干脆来个‘自我革命’，自己写下副对子，张贴在大门两旁，上联是：两个狗男女；下联是：一对黑夫妻。有几位前来准备寻衅滋事的，看了这对子，张口结舌，悻悻作罢。”

　　“自宋代有对联以来，也有一些婚联是寻开心的，但恶作剧的却不多见。民国初年那位‘近代联圣’方尔谦，有个朋友四十二岁才讨上老婆，他撰了一副五言俗联相贺：‘去年王老五；今夜卖油郎。’‘王老五’，就是我们所说的‘光棍’；‘卖油郎’出典于冯梦龙《卖油郎独占花魁女》那则故事。那朋友见了，不但不怪罪，反而喜孜孜的。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韶关有一家办婚事，张贴出一副对联：‘为大伯主婚，此际国难当头，岂敢铺张扬丽；与小姪完娶，自问家道贫寒，只是节约从简。’把‘家道’和‘国运’紧密相连，看了令人动容。”

　　“我国古代有‘同姓不婚’的习俗，但那么多年过去了，许多同性人早已没了血缘关系，诗人刘大白为一对同姓王的小夫妻送去一副婚联：‘打倒同姓不婚；拥护本家合作！’这种‘大白’话，只有刘大白这样的大诗人才写得出来。”

　　“给人家撰写婚联，最好能结合人家的特点。那位写下《小二黑结婚》的大作家赵树理，在敌后根据地工作时，有一对新人求他写婚联。他根据女的是护士，男的是演员的特点，写道：‘抹抹擦擦是为了治病救人；说说唱唱全在于教育群众。’既通俗易懂，又很有教育意义。解放后，这类婚联也很多，如‘眼镜大夫，采中西，治顽疾，药到病除，交称华佗扁鹊；斯文小姐，呕心血，育桃李，餐忘寝废，堪誉蜡烛春蚕。’你一猜就中，那男的是医生，女的是教师。”

　　“现在有些青年，男大不娶，女大不嫁，不知这新新人类在想些什么。有的怕过不了“年关”，干脆从网上租个“对象”，带回家中哄哄父母和七大姑八大姨。想当年，李瑞环在天津当市长时，为解决大男大女婚事问题真是操碎了心。他在报上公开刊登一上联：‘大家动手，帮大男大女解决终身大事，意义重大。’请热心读者对出下联。你上联用了五个‘大’，我寄去下联，一口气用了五个‘红’：‘红叶题诗，看红娘红线牵引有志红人，并蒂花红。’最后得了个一等奖，那李瑞环签名的获奖证书，我至今还用牛皮纸包得好好的。”

　　见窗外又是几十辆婚车招摇而过，老王端起茶杯，连连呷了几口，说道：“现在有些小青年结婚，婚车越排越长，桌儿越摆越多，红包越收越凶。为了怕收到假币，有的还当场拆开人家的红包，一张张钞票在验钞机上过上一遍。像我这种穷书生，要是不送红包去送副婚联，那就太OUT了。即使写得比孤山月老祠的那副还高明，也难免新郎翻翻白眼，新娘杏目怒睁……”

　　说到这里，老王取来纸笔，写下月老祠那副对子：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那字颜不颜，柳不柳，有点丑，有点怪，但很是有点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