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的餐车里

　　1906年，20岁的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准备跟着哥哥鲁迅，去日本念书。他乘京汉列车前往北京考试，只能在车窗口买小贩的东西乱吃。“一个铜子一只的大雅梨，十五个铜子一只的烧鸡”，青年周作人—开始吃得津津有味。结果到一站，买到兔肉吃，同学中有人说，这兔肉其实是猫肉，结果“大家都觉得恶心不能再吃，都摔到窗外去了”。

　　猫肉难道是中国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食物替代品吗？很多年之后，烧烤小贩们也学会了火车小贩的这一招，他们用猫肉假装羊肉，撒上大量的孜然。猫真可怜。

　　做一个民国火车小贩真是不容易，他们炒花生，他们煮毛豆，他们拣选甜的鸭梨苹果水蜜桃，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抓紧中途停站的那一点点时间，正如作家柯灵写的那样，“小贩紧抓住这短促的机会，托起木盘，扬起喉咙，反复高喊夸耀食品的警句，殷勤向旅客兜售，让他们在寂寞的旅途中间，尝一点异乡风味，同时听一点异乡的叫卖声。”

　　他们还要学会变戏法，这是德州小贩的专长。坐火车经过德州时，老饕唐鲁孙喜欢向站台上的小贩买扒鸡。当时的铁道部政务处处长曾养甫告诉他：“你如果坐火车经过德外，一定要让茶役到站台外面给你买一只扒鸡来尝尝。可是有一点，千万别在站台上跟小贩买，碰巧了你吃的不是扒鸡，而是扒乌鸦。快车经过德州时，多半是晚饭前后，小贩所提油灯，灯光黯淡，每只扒鸡都用玻璃纸包好，只只都是肥大油润，等买了上车，撕开玻璃纸一吃，才知道不对上当，可是车已开了。”

　　小贩们的客户群体，主要是三等车的乘客。民国时期，铁路局规定，三等车乘客不能进入餐车，但也有针对三等车的餐饮推车。1933年，钱穆受钱锺书的父亲之托，送杨绛从苏州坐火车去北京上清华。那时候从苏州到北京，差不多要30多小时，到南京还要轮渡摆过长江，据说车厢里的人和货都离开火车，摆渡过江，另有轮船载车厢过江(只火车头不过江)。钱穆和杨绛坐的便是三等坐席，到吃饭时，有推车经过，卖“油腻腻、硬生生的米饭或面条”，杨绛吃不惯，所以带了一匣饼干和一些水果，请钱穆吃，“他就躲到不知哪里去了”。钱穆也带了一些点心，是小包的麻片糕之类，当然吃不饱。于是，每逢停车，站上有卖油豆腐粉汤之类的小贩，杨绛便看见钱穆捧着碗吃，难免尴尬，于是“假装没看见”。1933年，钱穆乃是燕京大学的讲师，待遇颇高，完全用不着坐三等席，所以杨绛多年后回忆，还是敬重钱穆的勤俭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