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在都城汴京的文人士子之间，流传着一篇名为《辨奸论》的文章。《辨奸论》署名为已故去数年的散文大家苏老泉，其开篇便直陈“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以说明时间万事万物都遵循着一般规律，只要仔细观察并把握这些规律，便能睹始知终、“见微知著”。而后笔锋急转，以山巨源预见王夷甫“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预见卢子良“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为佐证，进一步引出“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却有着“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的 “不近人情”的行为，一旦得志，必将“为天下患”，实在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辨奸论》一文犹如飞瀑激湍，一泻千里，其笔触之凌厉，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即便是在数百年后的今天，这篇优秀的散文，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虽然，后世学人对《辨奸论》的作者尚有疑义，但文中所谓的“今有人”，其矛头直指北宋时期的另外一位文坛巨擘、当朝宰相王安石，却是毋庸置疑的。

　　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无数变法改革家，如星辰般点缀着深邃黝黑的夜空。他们有的曾颠覆了一个王朝，为历史的车轮提供了前进的动力；有的曾照亮了一个时代，为人类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这些呕心沥血的改革家们，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改革之后，却往往以悲剧收场。如被万箭穿心的吴起，如被五马分尸的商鞅，如挂印归田、饱受诟病的北宋名相王安石。

　　1069年9月21日，宋神宗采用王安石新法，开始实行青苗法

　　不畏浮云遮望眼

　　■ 翁阳光

　　公元1058年10月，正值盛年的王安石受命调任中央，任三司度支判官，“掌天下财赋之数，每岁均其有无，制其出入，以计邦国之用”。在满朝文武忙着歌功颂德之际，王安石上任不久，便挑灯夜战，向宋仁宗呈上了一篇长达万余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这篇被梁启超称为“秦汉以下第一大文”的鸿篇巨制，针砭时弊、锐意变法，是王安石后来执政期间进行教育和科举改革的基本蓝图和方案。虽然被宋仁宗弃如敝屣，却被宋英宗长子赵顼视若珍宝。

　　公元1067年，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神宗即位后，怀才不遇的王安石立刻得以重用，出任江宁知府，随后调回京城作翰林学士和国务秘书。

　　公元1069年2月，王安石被认命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事宜。同时调整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政班子。

　　公元1069年9月21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实行青苗法。规定“诸路以见存常平、广惠仓的一千五百万石钱各为本，如是粮谷，即与转运司兑换成现钱，以现钱贷给广大乡村民户，有剩余也可以贷给城市坊郭户。民户贷请时，须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由上三等户作保，每年正月三十日以前贷请夏料，五月三十日以前贷请秋料，夏料和秋料分别于五月和十月随二税偿还，各收息二分。”

　　青苗法又称常平新法，是王安石变法中最“浓墨重彩”的一个篇章。希望通过青苗法的大力施行，使得北宋政府在不动摇官僚体制的情况下，避开冗官现象，通过财政上的“理财”手段，解决现实中的“积贫”困境，同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济百姓，使其避免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并最终实现民富、国足、兵强的终极目标。

　　青苗法初期在河北路、京东路、淮南路三路试行，随后推行全国。实施过程中，地方官员的执行态度和推行力度，对青苗法所产生的效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一些地区，当地官员推行青苗法时较为积极，青苗法的推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有些地方官员故意懈怠执行，甚至是拒不执行，严重影响了青苗法的执行。

　　1086年，在以大地主、大官僚为代表的保守派的猛烈抨击下，“贷谷于民，立息以偿”的青苗法，在实行了七年时间之后，被强行终止。

　　此后不久，闲居南京的王安石，也郁郁而终。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对于青苗法的认识也开始渐渐趋于理性。

　　1911年，陈焕章在其博士论文中，认为青苗法“把农民从高利贷的手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会在资金短缺时中断农务，影响生产”，是“最具现代意义的农业贷款”。

　　就连曾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南宋名儒朱熹，也是对青苗法情有独钟。他曾将青苗法改头换面，更名为社仓，“欲以施之天下”。在受到旁人诘难时，更是愤然作色曰：“介甫独散青苗一事是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