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如味精

　　不论在东方抑或西方，饮食都是一种文化。譬如《圣经》中出现的“最后的晚餐”———使饮食成为离宗教最近的事物。只是耶稣的菜谱，早已经失传了。我们更打听不到他的厨师是谁———那是属于十二使徒之外的隐形的使徒，是缺席的在场者。真有本事啊，烹饪出了人类文明史上最著名的一道宴席。

　　事隔多年之后，文艺复兴时期，又有位意大利的“大厨师”把这桌冷却的菜肴重新烩制了一番。他并未添油加醋。却采用了最新的调味品：油画颜料(据说里面掺有蛋清)。他的名字叫达·芬奇。这幅供奉于米兰的圣马利亚·德拉·格拉齐耶隐修院的油画，是无价之宝。五百年又过去了，一拨接一拨远道而来的拜访者，在先贤的剩菜残羹间感叹不已。

　　十二位使徒，围绕耶稣而坐，表情各异。当耶稣说他们中间有个叛徒时，有的人吃惊得抓不牢刀叉。犹大就是因为这顿饭而臭名昭著的。他掩饰不住尴尬的神情———像是被鱼刺卡住了喉咙。说是晚餐，却散发着淡淡的血腥味。没有觥杯交忽，只有阴云笼罩。

　　这仿佛是一个不祥的预言，把饮食跟阴谋结合在一起。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发生过。譬如鸿门宴。譬如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只可惜中国似乎很少有达·芬奇那样直面人性善恶斗争的大手笔。

　　而大限将至的饮食情形里，金圣叹在断头台上口传给儿子的遗嘱是：“记住，花生米与豆腐干一起吃，能嚼出火腿的滋味。”和我们读过的一些革命烈士的绝命诗相比，此公是否显得太“小资情调”了？我如果不了解其为人，说不定会以为这是有什么弦外之音的暗语呢。其实这位批注了《水浒传》的大才子，只是在教诲后人：应该尽可能地享受生活———梦想的大餐，亦可以在条件有限的现实中寻找到替代品……这个跟火腿有关的典故，知道的人太多，有点滥了。估计也就不灵验了。

　　中国古老的圣贤们爱吃什么?

　　孔子堪称是第一位美食家，率先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口号。他开办私塾，徒子徒孙们缴纳的学费是一捆捆的干肉———可以悬挂在房梁上储存。难怪形容美妙的音乐，要说“三月不知肉味”，要说余音绕梁呢。孔子爱吃的干肉，是否类似于后来的火腿或腊肉什么的?他若活着的话，想拜其为师也很容易，扛一根金华火腿去准可以。

　　孟子的口号则是“口之于味有同嗜也”，说得挺有人情味的。孟子爱吃鱼，更爱吃熊掌，我们早就知道了。“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态度何其坚决!在他心目中，鱼相当于“生”，熊掌相当于“义”———舍生而取义，自然理直气壮。

　　这两位儒家的祖师父，似乎都不愿掩饰自己的馋，谈哲学之余，也追求美食———这是他们身上最率真的地方。

　　孔子的学生中，出过颜回(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出过子路，但毕竟没出过犹大之类的叛徒。他是幸运的。

　　文人，老一辈中如汪曾祺，是谙熟食之五味的。而且每每在文字中津津乐道，仿佛为了借助回味无穷再过把瘾，这样的老人注定要长寿的。他谈故乡的野菜，什么荠菜、马齿苋、莼菜、蒌蒿、枸杞头，如数家珍，那丝丝缕缕微苦的清香仿佛逗留在唇边。谈“拼死吃河豚”所需要的勇气，“我在江阴读书两年，竟未吃过河豚，至今引为憾事”。看来美食家不仅要有好胃口，还要有好胆量。我和汪曾祺同桌吃过饭，在座的宾客都把他视若一部毛边纸印刷的木刻菜谱，听其用不紧不慢的江浙腔调讲解每一道名菜的做法与典故，这比听他讲小说的做法还要有意思。

　　好吃的不见得擅长烹调，但会做的必定好吃———汪曾祺先生两者俱佳。蒲黄榆的汪宅我去过两回，每回汪曾祺都是挎着菜篮送我下电梯，他顺道去自由市场。汪老的菜篮子工程，重若泰山。某台湾女作家来北京，慕名要汪老亲手做一顿饭请她吃，其中一道菜是烧小萝卜，吃了赞不绝口。汪老解释：“那当然是不难吃的：那两天正是小萝卜最好吃的时候，都长足了，但还很嫩，不糠；而且我是用干贝烧的。她说台湾没有这种水萝卜。”这话我怎么听都像菜农或正宗厨师的口吻。

　　但换个角度来说，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能像美食家那种热爱生活并且玩味生活，同样是民族的大幸。也许这是并不遥远的理想，我期待着。我终于明白人类何以苦苦追求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文明，何以努力提高生活的质量———并且逐渐如愿以偿。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孔老夫子就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这堪称古今所有滋味的一勺文化味精了吧？

　　曾看到一个厨子网友写自己的理想，开一家词牌餐馆，用词牌来命名各种新旧菜肴，譬如将水煮鳝鱼改称为水龙吟，将酸菜鱼改称为渔家傲，将辣子鸡改称为贺新郎，将小葱拌豆腐改称为念奴娇，将烤乳鸽改称为鹧鸪天，将冬瓜连锅汤改称为西江月，甚至将油炸花生米改称为卜算子，将沙锅鱼头改称为水调歌头……后来想一想，觉得太复杂，还是算了。况且像蚂蚁上树、狮子头、地三鲜，灯影牛肉呀什么的，是没法改的，它们本身就很有诗意了。许多菜名都有一种浑厚古朴之感，一改就没味了。譬如某皇帝将民间的青菜豆腐肉丸汤赐名为珍珠翡翠白玉汤，精美有余，但毕竟显得雕饰与做作。

　　某些菜名之所以不同寻常，在于是有典故的。我们在吃菜的同时，无形中也在吃典故———用筷子就能把它晃晃悠悠地挟起来。譬如在叫化鸡弥漫的香气中，分明还晃动着那位无名的乞丐的身影———他哪是在乞讨呀，分明是给后人施舍了一道美味。还有东坡肉(以及东坡肘子)，很明显沾了宋朝那位大诗人的光。而我们也在吃他老人家的遗产，吃他的名气。苏东坡的作品中确有一首《猪肉颂》(足以证明东坡肉不是讹传)：“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饮得自家君莫管。”苏东坡无形中担任了红烧肉的形象大使，作了近千年的广告。我一向以为：苏学士有两大造福于平民百姓的功绩不可磨灭，其一是在杭州西湖修筑的苏堤，其二则是为中国饮食文化贡献了“东坡肉”———这确实是另一种意义的“古老肉”。英雄所见略同，当代也出过一个爱吃红烧肉的伟人：毛泽东。他相信肥腻的红烧肉补脑，使人聪明。毛主席的诗歌，在豪放程度上一点不比苏东坡逊色———最有意思的是，他甚至有勇气把“土豆烧牛肉”写进词里。在全国各地以毛家菜或韶山菜为金字招牌的湘菜馆，都会把毛氏红烧肉推举为主打项目。

　　你能说吃中国菜，不是在吃文化吗？文化是比油盐酱醋，姜茸葱花更重要的调味品。洒那么一点点文化味精，你就能吃出别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