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当官杂俎

　　◎ 俞剑明

　　鲁迅先生说：“中国人的官病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一般来说，文人是不适宜做官的，可偏偏官瘾又最大。毕竟，在官本位的社会，做官是最令人向往的职业。连文人的老祖宗孔夫子也说过：学而优则仕。

　　古代文人确有做官做得很出色的，如白居易、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居正，都曾在官场有过辉煌时期。但总体而言，文人当官成功率很低。因为文人论道，可以讲得头头是道，文人议政，也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但要求他们在官场上谐调种种关系，违心地与之周旋，就有点勉为其难了。楚汉相争之际，张良、陈平都只是高参，如若让他们当主帅，就难以胜任。魏征以直谏名垂青史，但他的成功，是幸亏遇上了唐太宗这位善于纳谏的明君。王安石、张居正都做过宰相，他们以才干而引人注目，但他们的改革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文人耿直的个性导致他们处世不够圆滑，不够策略。以书生之见而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的，古今中外实属罕见，在封建社会中尤其如此。因为治学之难，难于登蜀道，而治国之难，则难于上青天。官场上的成败得失，不仅在于见解精辟，更在于一个人所作所为要通权达变，并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纯粹的文人往往易于激动，一激动就不够冷静，不够老练，不够深沉，有着这三不够，能够当上个高参，算是最好的出路了。

　　说说当代几位当过官的文人吧。鲁迅做过民国教育部的佥事，这在当时属于高等文官。教育部共有73人，鲁迅月薪280元，超过这个数字的只有10人。别说当时的保姆月薪才2元，即便与大学教授相比，此时的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工资都比鲁迅低，李大钊的工资也只有每月180元。由此可见，鲁迅在民国教育部的地位以及他享有的待遇，在知识分子中也是比较高的。尽管如此，可依鲁迅那脾性那抱负，宁折不屈，连教育部长也敢告上法厅，于是实在无法干下去。他后来干脆辞去了一切公职，当了自由撰稿人。该庆幸的是，好在鲁迅先生及时退出官场，使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位高山仰止的文化大师。

　　胡适也是一个大文人，光博士头衔就有30多个。可这人官瘾特大，做委员、当顾问、任大使，忙得不亦乐乎。不料，官越做心情越悲凉，50岁时作诗哀叹：“当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晚年的胡博士总算幡然悔悟，激流勇退，重新回到书斋。可惜他最好的年华全部虚掷在官场上了。今天人们之所以还能记得他，不是当过什么委员、顾问、大使，而是他当官前那十几年的文化建树。

　　名重一时的江南才子叶公超，是剑桥大学的高才生，23岁就在北大做教授。可是他官迷心窍，削尖脑袋钻入官场，虽然最后爬上了“外交部长”的高位，可是受够了窝囊气，经常被老蒋骂得狗血喷头，后来居然连出国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冷清收场后他重新去教英美文学，大受欢迎，于是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

　　那些有脊梁的知识分子，没有被种种优待所驯养，因此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和飞翔的思想。回想“文革”时期，官场中的某些“知识分子”，暗里检举好友，向权贵人士献媚邀宠。当权者叫其咬谁就咬谁，让其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毫无气节可言，像猫狗似的被人驯服了，成了某些人的宠物——无条件地服从，也省去了有脊梁所带来的烦恼。

　　所以，历史地看，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重新确立了知识与思想的地位、重塑了脑力劳动的价值，最大限度地“释放知识分子的才华与能量”。对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实在应该倍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