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既能养生，又可疗疾，但若弄不好却会造成病痛与死亡，这些道理早在野蛮时代便为人们所懂得。然而这些知识要上升为科学，却不知经历了多少个世纪。到了唐代，出现了专门研究食疗的学者和著作，一个新的学科逐渐形成了。

　　唐初医药学家孙思邈，少时因病而学医，一生不求官名，一心致力医药学研究。他著有《千金方》和《千金翼方》等，被后人尊为“药王”。孙思邈的这两部著作有专章论述食疗食治，对食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金食治》的序论部分谈到了食疗的必要性，孙思邈援引东汉名医张仲景的话说：人们平时不必妄用药物，否则会影响肌体内的平衡。孙思邈既谈到一些配餐禁忌，也谈到饮食与季节的关系，尤其节食一说，包含着极科学的道理。

　　唐人讲究食疗食治，并不只是限于医药学家们，事实上它在唐代已成为一种比较普通的学问。对于上层社会来说，饮食与性命攸关，有关食疗的一些道理，权贵们绝不会置之不理的。例如有口蜜腹剑之称的奸相李林甫，他的一个女婿郑平，经常住在李宅中。一天，李林甫到郑平所住院中看望自己的女儿，正好女婿在梳理头发，他一眼就看出女婿头上有白发，随口就说：“要有甘露羹吃了，即使满头白发也能变得乌黑。”没想在第二天，皇上派人赐食李林甫，送来的食物中就有甘露羹。李林甫将这甘露羹转送与郑平吃了，后来白发还真的变黑了。

　　大约从唐代末年开始，一些食疗方面的著作再也不满足于研究某种单味食物的治疗保健作用，开始探讨复合方剂，一种新的医疗体系——药膳出现了。药与膳的结合，将食疗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林洪的《山家清供》，是一本宋代难得的烹饪专著，有一半的篇幅与食疗有关。他在叙述一些风味食品时，指出了它们的主要治疗功用。如“松黄饼”，取松花粉和熟蜜做饼，香味清甘，能壮颜益志延年。又如“酥琼叶”，实际就是酥炸馒头片，有止痰化食之功。再如“拨霞供”，本是火锅涮兔肉，能补中益气。有趣的是，本来是极平常的饮食，林洪却给它们取了一个个高雅的名号，如所谓金玉羹、广东寒糕、进贤菜、通神饼之类，让人闻其名必欲品其味。

　　时至今日，在中国广袤而多姿多彩的饮食滋补思维里，还留存着一些奇妙甚至让人诧异的食物。

　　每年开春时节，浙江东阳一带人家的房前屋后就会支起一口口大锅。随着腾腾的热气，一股不可描述的怪味，充斥着大街小巷，营造出一种奇异的节日般的气氛。这正是闻名遐迩的童子尿煮鸡蛋。东阳人相信，吃了童子尿煮鸡蛋，“春天不犯困，夏天不中暑”。土生土长的东阳人，大概都尝过这一道“药膳”。

　　2008年，童子尿煮鸡蛋入选东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争议也随之而起。一些医学家分析说，尿液的成分主要是水，以及少量的尿素、矿物质和多种代谢产物，不存在任何营养或药用价值。而且，“童子尿”与成年人的尿液在成分上并没有区别。一时间，这项新入选的非遗，被打上了“肮脏”、“愚昧”的标签。

　　这是从西医的角度看问题了。童子蛋古已有之，我们当然应当从古代的社会环境和古人的思想观念来追溯它的缘起。实际上，在中医看来，人尿是一味普通的药引。《本草纲目》记载：(人尿)气味咸，寒，无毒；疗寒热头痛，温气，童男者尤良。人尿的沉淀物称为“人中白”，能清热去火，治肺痿劳热、口舌生疮。元代名医朱震亨也认同童子尿的功用：“降火甚速”，“凡阴虚火动，热蒸如燎，服药无益者，非小便不能除”。他的医案里记载了一个案例，一个年逾八十的老妇人，因为坚持服人尿而“貌似四十，且老健无他病”。

　　由此可见，以尿入药的观念，并不是东阳的特产，而是古代的一种普遍的医学观念，是有理论和实践基础的。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曾对中医利用人尿表示了肯定。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提出，中国人早在唐代就利用“人中白”炼制“秋石”，即是一种从尿液中萃取的性激素。这虽然还有争议，但尿的医疗价值不应凭主观看法一竿子打死。时至今日，很多国家的学者还在开展“尿疗”研究。

　　再者，古人青睐童子尿不止是出于医学理论，更受到了古代哲学的影响。在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知识体系里，万事万物都有其属性和特质，通过相生相克造成了一种平衡，因此万物都有它的用处。《庄子·天下》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童子”为纯阳之体，且未曾遗泄元气，所以童子尿也保留着“阳气”，能补气通经，在毒气复苏的春月里有辟邪驱瘴的功效。

　　那么，童子蛋为何只见于浙江东阳地区呢？东阳自古境内丘陵纵横、红壤贫瘠，使得农事异常艰辛。农民饱受年复一年的病痛和乏累，在开春时节不得不想尽办法补身子，以迎接新一年的劳作。鸡蛋、童子尿都有补益兼清热的功效，也是贫苦农民仅能负担得起的进补方法。外人但云童子蛋庸俗、荒谬，但很少人会去了解其中的辛酸和无奈。

　　童子蛋是先民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生活缩影，也反映了古人尊重万物、善于利用万物的智慧。我想，这是童子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