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不仅仅是美食，也是一种审美情趣的表现，明末清初江南文人就深谙此道。

　　别以为朋友圈晒美食现在才盛行，明末清初的江南文人如何在饮食方面表现出自己的品位，如何流露出自己的文化学识，如何借以表现高人一筹的资本，可是相当内行的。

　　他们虽然身处世俗生活中，但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与世俗社会融为一体，文人在身份上仍然保持一种优越感，有意或无意显示自己与闾阎大众之间的不同。清代的马浮在为张岱《四书遇》作序时，这样强调它的价值：“味如嚼蜡者远矣”。强化作为文化人的身份。

　　换言之，文人在饮食中经营着“格调”。

　　此外，江南士人的日常饮食艺术还体现出一种富有意味的“闲”趣。

　　“闲”在江南士人的眼里是一种生活的境界，谢肇淛曰：“然所谓闲者，不徇利，不求名，淡然无营，俯仰自足之谓也。而闲之中，可以进德，可以立言，可以了死生之故，可以通万物之理，所谓‘终日乾乾欲及时’也”。他认为当时之人不懂得“闲”之内蕴，云：“今人以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纨绮，通宵歌舞之场，半昼床笫之上，以为闲也，而修身行己，好学齐家之事，一切付之醉梦中，此是天地间一蠹物，何名利不如之有”。

　　他们对日常生活“闲”趣的重视，正源自于他们有一种审美的胸襟和自觉的生命意识，所以常能在别人看似平淡无常的事情中见出不平常，而使日常生活变得富有生气。

　　如归庄在一首诗中所写：“灼灼花叶旁小池，织麟几队漱涟漪。细波吹动芳菲色，浮沫摇残零乱枝。媵予垂藤飞絮下，亲人斜月午晴时。当年濠上徒空说，乐趣虽鱼亦不知”(《赋得游鱼唼花影》)，作者从游弋在池子里的鱼身上体会到一种闲趣，全诗虽然没有渲染这种闲暇之乐，但是从景物和鱼在水中游弋的细腻描写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作者的愉快心情。篇末两句是对《庄子·秋水篇》中的庄子观点的解构，昔庄子与惠施同游濠上，庄子见水中鱼儿游得欢畅，就认为鱼很快乐。惠施却对此不以为然，两人展开一场辩论。归庄认为，鱼是不懂得什么乐的，乐的只是人，只有人才懂得在生活中发现这样的闲趣。也就是说，人因为具有审美的意识所以才能在生活中发现这种闲趣。

　　这种理想化的生活状态是江南士人体验自身价值的一种方式。清初的魏禧在《赠程穆倩六十叙》中曰：“天下有事，士之负志气者不出而图功名，则遁迹穷岩，使当世闻其名不得识其面，而必有非仕非隐，浮湛其间，徜徉于其间者，以抵天下之隙，而佐功名之士所不及。固天下之闲人耳。”“闲”在这里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有别于传统士人的一种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

　　“闲”是一种理想生活的状态。然而不论是“格调”还是“闲趣”，都是与当时江南文化雅俗观念的转变有关的。

　　在明代，江南文人在政治上却屡屡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任吏部尚书的王翱曾明确记载了明英宗对江南文人的偏见，“英宗尝言：‘北人文雅不及南人，顾质直雄伟，缓急当得力。’翱由是益多引北人。”在英宗皇帝的观念里，南人的文雅气质反而阻碍了他们仕途上的成功，而仕途的不顺也让江南文人分外怀念江南的闲雅生活。

　　另一方面，江南远离京畿，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便成为在野士人的理想隐居之地，而大量文人汇聚于经济发达、环境优美的江南地区，又不断增强了此地清新儒雅的文化气息。

　　逐渐，地处江南地区的文人操控了雅与俗的话语权。苏州亦成为明代凝聚雅士品位的中心，他们崇文好古，在日常的生活起居、品赏玩物中处处表现出高贵优雅的不俗品位。

　　在此情形下，明代雅文化透过市场机制流入世俗社会，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文化。

　　明代晚期，雅俗的辨别在文学作品、艺术鉴赏或生活风格上渐渐表现为品位的竞争。当文人倡导的雅文化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被商人大量模仿，文人便开始利用独有的鉴赏能力来区格雅俗，维护自己的社会文化地位。他们将附庸风雅者批判为好事之家，对不懂鉴赏的消费者大加贬低，以此来强调雅士与俗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今贵家子弟，往往致饰精舍、垆香、瓶卉珍 玩种种，罗列于前，而一经四籍，未尝触手。”面对这种只会豪掷购藏却不懂品赏的好事行为，以正统自居的文人多报以鄙夷的态度。

　　文人开始强调人在实践中的主体因素。雅不仅在于物质消费的象征性，更进一步延伸至品鉴的行为和品鉴者自身的态度之中。“有野趣而不知乐者，樵牧是也；有果瓜而不及尝者，菜佣牙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达官贵人是也。”正确且自然地完成品赏需要深厚的文化涵养，多年古典知识的训练，甚至几个世代积累的家学修养。

　　这种雅文化的极端化发展，让饮食文化成了当时的流行文化。

　　就像我们现在的朋友圈一样，由于江南文人在雅俗审美中的权威地位，他们所带动的消费观念亦成时尚，被其他阶级参照模仿。

　　为了凸显精英性，江南文人尤为重视雅俗的区格，文人凭借其出色的品赏能力掌握着雅文化的话语权，文人文化与雅文化渐趋融合。由此可见，要在朋友圈晒美食晒出不一样的格调，没了文化还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