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住某个酒店，看到二楼的一个角落摆了许多珍禽异兽，有白鼻心、长短蛇之类，还以为是爬行馆；再仔细一看，这里原来是酒店内设的养生元素餐厅。

　　观微知著，现在的经济果然有长足进步，也符合消费行为理论的第一阶段表现。根据这个理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到相当地步时，消费行为可分三阶段变化，先满足口腹之欲，然后满足购买欲，最后才会从事各种旅游行为。不过，这种西方人发展出来的理论，大概只能说明西方各国的发展过程；到了亚洲，情况就有些不同，亚洲人的消费行为也可分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吃，第二阶段是吃，到了第三阶段还是吃。

　　但一般人只要稍微有点本事，也莫不想尽办法，吃些不一样的东西，美其名曰“思乡”。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将首都迁到洛阳之后，招徕许多南方人为其效力，这些人多住在洛阳城南边，形成一个名为“四夷里”的南方居住区，只有当地可以买到鱼鳖等水产，价钱当然也十分昂贵，所以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洛鲤伊鲂，贵于牛羊”。

　　鱼肉比牛羊肉贵，可是购买的人仍然不少，要是买不起，还有天神相助。西魏时，有一个名叫陆政的官员，是个孝子，因为母亲是南方人，没事爱吃鱼，陆政却买不起，屋旁突然有水涌出，泉中还有鱼，解决了陆政的难题，当然也饱了他妈妈的口腹之欲。至于张翰，看到秋风起，就想起莼菜、鲈鱼，连官都不要做，还说“人生贵适意”，可见有多好吃了。

　　用乡愁解释口腹之欲的大有人在。身在异地，想吃点家乡菜，倒也合乎人性，可议之处较小；要是始终活在本乡本土的人，想祭祭五脏庙，就必须找个借口，免得落人话柄。最简单的方法，就说是“进补”吧，这个说法是一种方便法门，小孩子“转骨”，要补；女性调气血，要补；孟老夫子说“七十者可以食肉”，可见年纪大的人，也要补。但年轻力壮之人，又有何借口呢？没关系，春天到了，喝点春酒调和身体，进补；三伏天，毒蛇猛兽甚多，吃点蛇汤，可以祛毒解热，算是凉补；秋天喝菊花酒，吃蟹，属于温补；冬天一到，更要补。

　　如果日子真的过不下去，没有东西可以补，至少也弄碗姜汤，放些红糖，解解馋，也算是跟得上社会的脚步，一年四季都可以找东西吃，难怪中国人口众多，大概就是补出来的。只不过，进补就要吃些不一样的东西才算称头，所以一到冬天，飞禽走兽竞相走避，免得都到方丈前碰头，但是像何劭及高阳王这样的吃法，还需要进补吗？

　　中国的食文化与药文化，息息相通，并非泾渭分明。口服的中药，虽然不像餐饮那样讲究色香味，但也会考虑到患者的感受。仅就制作过程而言，熬煮草药(或称煎药)，也相当于煲汤吧。广东人文火慢炖一锅滋补的靓汤，简直像老中医一样耐心。很多东西，既是药材，又是食物，譬如人参、枸杞、薄荷、陈皮、茯苓、百合、杏仁等等。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每读这首古诗，我首先想到的不是那仙风道骨的隐士，而是神农氏。他是所有药师的祖宗。神农尝百草，这些植物的特征与特性都被记录到《神农本草经》中。他究竟是在采药呢，还是在找吃的？是为了治病呢，还是为了充饥？你从《本草经》里，会发现我们日常食用的五谷杂粮、瓜果蔬菜。譬如提到豆芽(“大豆黄卷”)主治风湿和膝痛。神农的身份是多重的，既是菜农、美食家，又是第一位老中医。

　　袁枚的《随园食单》，李渔的《闲情偶寄》，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张岱的《夜航船》，乃至《东京梦华录》、《扬州画舫录》、《梦粱录》之类。近来，又添加了一本明代中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不算美食家，可《本草纲目》中，不乏野菜、蔬菜的知识。李时珍把荠菜称作“护生草”，并且考证：“荠有大小数种。小荠叶花茎扁，味美，其最细小者，名沙荠也。大荠科叶皆大，而味不及，其茎硬有毛者，名菥，味不甚佳。”哪像药书呀，更像是食谱。再看《本草纲目》如何介绍马兰头(我在老家南京常吃的野菜)：“马兰，湖泽卑湿处甚多，二月生苗，赤茎白根，长叶有刻齿状，似泽兰，但不香尔。人多采晒干，为蔬及馒馅。”都在教你以马兰为馅做菜包子了。这算哪味药呢？马兰头能明目，枸杞子可清火。春天的菜大致都是这个药性。

　　有位老师，儿时体弱多病，因而特意用一味中药材做笔名。他既懂中医，又擅长烹饪，虽没开过诊所，却当过餐馆老板。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许多蔬菜都是药”：“药是一种性，物在性在，物不在性也在。有的蔬菜就直接带了‘药’字，如‘药芹’，还有 ‘山药’。”他还认为孔圣人教人多识草虫鸟兽之名，而草虫鸟兽就是我们中医体系中的药；以一个中医生的眼光入世，即天涯何处无药呢？

　　李渔李笠翁，嗜蟹如命：“予于饮食之美，无一物不能言之，且无一物不穷其想象，竭其幽眇而言之。独于蟹螯一物，必能嗜之，口能甘之，无论终身，一曰皆不能忘之。”每年蟹季还未到来，他就早早地存好了钱，家属因他把食蟹看作性命，称此钱为“买命钱”。从蟹上市直至下市，他每天都不放过食此美味的机会，特意把九、十月叫作“蟹秋”。因为螃蟹的缘故，四季中他最钟爱、期待秋天。在他心目中，秋天比春天更有诱惑力。螃蟹使他上瘾了。螃蟹之于他，又是救命的良药。

　　其实这是一种古老的“遗传病”。早在隋朝，炀帝幸江都(扬州)，必吃蟹：“吴中贡糟蟹、糖蟹。每进御，则旋洁试壳面，以金缕龙凤花云贴其上。”说个笑话：隋炀帝挖大运河的动机之一，没准就是为了下江南吃蟹方便。(这比后来的杨贵妃坐待荔枝更舍得下本钱。)到了晋代，又出了个视蟹为最佳下酒菜的毕茂世。他四处宣扬自己的人生理想；“得酒满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他也有馋的毛病，却挺懂得自我治疗、自我救助。那满载美食的酒船，无疑是茫茫苦海中的救生船。魏晋风度，就是厉害，真让如我这样的后辈仰慕。难怪鲁迅先生，要写一篇文章，标题叫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魏晋风度、文章、药、酒，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止渴、止痒、止痛抑或是养生进补，都是在治病。治愈的都是肉体上或精神上的一些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