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拳：江南文化的攻与守

　　◎ 记者　　王　 珏

　　桐乡新世纪公园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每天早上6点到8点，便有很多人穿着武术的服装出现在这里，他们大多是为了陈民而来的。陈民是谁？他是这一代知名的“武林高手”。这些人来这是为了跟陈老师学几套拳，小孩学长拳，女徒弟学太极，而很多男徒弟则向往江南船拳。

　　对于很多人来说，江南船拳闻所未闻。但是，在走过的岁月里，江南船拳那可是江南一绝。江南地区河汉纵横交织，湖荡星罗棋布，乡民的日常生活与水休戚与共，尤其在地无三尺平的浙东丘陵地区，乡民以舟当车、乘船出游成为一道绚丽的风景。江南独特的水乡文化造就了船头拔河、船头套缆、摇船、手拉起锚等水上竞技运动。江南乡民善用渔具与船具，就地取材，习武练拳，船拳就属此类。船拳不仅可以强健体魄、敏捷身手，且适宜海上劳作、防身御敌，是中华武术文化中的瑰宝。

　　“我们武术里边的单刀嘛，我们就把镰刀放长放大；还有把船桨，扁担当棍子使；船篙就是枪，一根竹竿，前边尖的，等于变成枪了，前边有个铁的，还有个勾，枪扎出去，后边勾一下。这些兵器都是船上用的，干农活用的，还有厨房里的锅盖，就变成了盾牌。而过去渔妇的发髻，都是独门暗器，暗含内功与拳法精要。”陈民这样介绍船拳。

　　相传，船拳始于越王操习水战。春秋时期，东南偏隅的越国为抵御中原大国侵犯，苦练抗敌本领。朝中大臣向越王勾践谏言：越国地寡人稀，武备松懈，恐难以抵御北兵:然中原沃野千里，兵不习水战，唯有勤练水勇，方可与之抗衡。越王深为赞许，谕令越地子民勤习水战，以御外敌，船拳由此形成。迨至两汉时期，浙江会稻郡已然成为制造战船、操练水勇的基地。

　　隋朝大运河开凿后，南北商贸仰赖水运，顺水行舟成为江南百姓出行的主要方式，渔民、水手、镖师等闲时在船上练拳。

　　明嘉靖时，陆炳官至太子太傅，复加太保兼少傅，掌锦衣卫，位高权重，后与严嵩一党纠葛，遂告老还乡。陆炳籍贯浙江平湖，返乡后发动乡民在舟船上练攀习武，保家护院。

　　嘉靖中期，东南濒海常遭偻寇侵扰，海盗猖獗，渔民为护船防身，结伴习武练拳。赋闲时，渔民自备兵刃，操练口诀。船拳中的五龟攀招式，就是以船为家的渔妇通过观察海龟日常习性，借盗其以爪击物、扑食等凶猛动作，结合抗暴格斗的经验，所创制出的一套以形为拳、以意为神、以气催力，适宜在舟船上施展的拳术。

　　从那时起，船拳就从吴兴四乡八镇传遍江南，延及绍尚温一带，浙东沿海府县纷纷效仿。

　　传说也好，史料记载也罢，江南船拳总归是劳动人民的智慧所得。

　　陈民说到江南船拳，兴致勃勃。“晓星当头即走拳”就是一个膝部亮展，“铁臂把门拦门山，张飞劈马回大营”，啪啪，其实是一个里合腿加后撩腿……他边念边打，就在他办公室桌前一块小小的地方，动作幅度不大，但几乎每一招都很快，一勾一拧，一招制胜，这也跟船上的环境有关，船头只比一张八仙桌大一点，必须速战速决，所以更注重原地转身、翻身、腰拧体转等要领。

　　这也是浙江船拳的主要特色。浙江是船拳的发源地。浙江船拳在套路演练时，所需空间不过一平方米左右，且一招一式不可大幅度窜、跳、蹦，下肢动作少，尤以上身动作与手法为主，攀法娴熟自集动作灵活多变，重击打，旨在一招制胜，即以最有效的招式将对方击败，体现出水上防御、速战速决的特点。圈于舟船空间狭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船拳大开大合的动作，大多架势小，以手势为主，在原地旋转，并兼取南北拳种招式所长，辅以江南特色予以改造船攀与传统举种一样。

　　浙江船拳的招式与沿江靠海的自然环境有关，分为舟山和温州的海上船拳、杭州的湿地船拳、湖州的内湖船拳等。从遗存至今的拳谱看，招式动作和命名大多袭用宗教神话、动物形象或历史传说，颇具民俗色彩。如以宗教神话命名的伏虎拳中的罗汉伏虎”，五龟拳中的“苍龙出水”，金枪拳中的“童子拜观音”等以动物命名的招式中，主要以模仿动物习性或攻击为主，如五龟拳中的转身似蛇朝阳手”、雷鸡拳中的雄鸡竖冠”、黄莺下山拳中的"老鹰扑食双切手"等;以历史传说命名的招式中，多借用张飞、关羽、杨家将等英雄人物的名字命名，如五虎拳的1~5节，分别以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五虎将的名字命名。这样的命名方式不仅便于记忆，且易凸显拳式的特点。吴语中“船拳”谐音“蚕健”，“请宜田蚕”，具有丰收、喜庆之意，很快盛行于江南水乡一带。

　　江南船拳的产生与发展浸润着江南的水文化，即有吴越文化的柔性，又有卧薪尝胆的文化性格。《吴越文化史话》中总结的吴越文化的两个传家宝：“一是卧薪尝胆雪耻报国的传统，二是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学风。”

　　《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述：“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可见吴国立国之初礼让的柔性传统源远流长。吴国不可一世地位的建立吴王阖闾功不可没，在楚国的伍子胥与齐国孙武的辅助下，穷兵黩武，企图一举灭其邻国越国，而演绎出吴越争霸，越王“卧薪尝胆、志切复仇”以及忍辱负重心态的佳话。吴王阖闾在临终之际，嘱儿夫差报仇，夫差征服越王勾践，争霸中原。尔后，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以逼得夫差自杀而亦称霸中原。

　　这段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最终演化为吴越文化精神中重要的一脉。春秋后三国时孙权，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有勾践之奇”，五代十国钱鏐，史称吴越太祖，对外奉五代十国为宗主国，对内保境安民，和平归顺宋太祖，而有既唐开宋的伟业。南宋皇帝偏安江南，但民众富庶。吴越文化中反败为胜、反戈一击的精神气质塑成江南文化不事张扬的一面。柔性文化的力量生成于隐忍坚韧，以柔克刚是其力度由内而外的转化，而此恰恰是船拳的特色。

　　船拳文化演变为现代的表演艺术，也是江南的诗性文化、剑舞合一文化原型的最好注脚。

　　江南的尚武精神至六朝，民风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六朝时宗教活动广为流布，对人们的心理和社会生活影响甚殊，‘忍让取代了尚武，抗争让位于服从’，从而彻底促成了吴越传统心理结构的解体，使得轻悍好斗之俗为‘多儒学、喜信施’之风所代。”

　　由于经济发展的原因，尚武精神逐渐转变为崇商重文，船拳文化从抗击倭寇而转变为庙会文化，才逐渐得以成为今天的观赏武术。

　　船拳传承吴越文化精神，兼有中原文化南下的影响，形成独特的水乡文化景观。濒水而栖，孕育出“上善若水”的文化性格，而遍地沼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生活方式塑造出独特的船文化。如此，船拳以独特的风格，将江南水乡的灵秀和武术的勇猛溶为一体，自立于武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