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的那些“故人”

　　◎ 刘　青

　　莫高窟是一场故梦。未到之前如是，到过之后依然如是。

　　后来的人再谈莫高窟，都绕不开王道士王圆箓。

　　“敦煌文书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最秘，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这句真实的概括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每个国人的脸上。

　　枯瘦弱小的文盲王道士一直被口诛笔伐。但廷栋、严择、汪宗翰、叶昌炽、何彦升、张广建等等这些人的名字却少有人提——这些人，是当时的敦煌县令、甘肃学正、巡抚及督军。不说是学富五车，至少也通晓笔墨。自从发现了藏经洞之后，王圆箓就一直不断地奔走呈递，不停地汇报争取。从敦煌到酒泉再到兰州，从县令到道台再到藩台，他递交上去的古书经卷流转于这些高官手里，被把玩或者馈赠。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见过王圆箓呈上的藏经洞古卷真迹，但没有一个人对此重视和作出决策。

　　最后的官方指示是就地封存，至于相应的保管资金，那是没有的。

　　王道士望穿双眼等了好几年，没能等到政府的任何有效批示，却等来了无数贪婪狡诈的外国人。名为银钱交换，实则贪心骗取，识字不多的王道士再精明也看不穿劫掠者的居心叵测。数量庞大的敦煌经卷因此散落，至今未能回归故土。

　　直到消息震惊北京，清廷才下诏将剩下的经卷押送上京。巡抚何彦升负责押运事务，然而这次的运送甚至都没有装箱，只是以草席遮盖。一路都有无数经卷遗失、损毁，被偷窃和贪污。最离谱的是在甘州，押运的士兵们吃饱喝足后随手就拿了几卷抵作饭资……

　　一生节俭、崇奉信仰的王道士将交换经卷所得的资金全部用于了对藏经洞的守护、对莫高窟的补葺以及其他相关工程的维修。对他而言，这部分银钱皆为布施所得，且曾经对朝廷如数上报，并非盗卖。

　　英国人斯坦因较早到达莫高窟，当时曾经想多用一点银钱换取藏经洞里所有的经卷，结果遭到了王圆箓的拒绝。七年后斯坦因再一次来到敦煌，那时经卷已经被政府全部收回。王圆箓却告诉他，当自己亲眼看到这些经卷被人毫不珍惜地随意搬弄以致损伤无数的时候，他后悔了。

　　人们惊叹着莫高窟的绚丽恢宏，感慨着敦煌文书的珍贵难求，却很少有人为背负着污名的王道士说一句公道话。

　　历史的巨轮下，每个人都是微尘，即使换作开有“上帝视角”的后人如你我，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做出什么？怕是每个人都要沉默一阵。这是一个小人物的命运，他在无意间成就了一个辉煌的大发现。然而这个辉煌的大发现，吞噬了他的一生和身后名。

　　在连呼吸都对壁画有损害的莫高窟，影像器材是严禁使用的，当下情况仍比较特殊，来游览的队伍不多，人人都遵守着这些基本规则，以至于我询问讲解员近年来有没有游客不文明的现象时，她想了片刻说：“前年（2018年）有个韩国的女游客拍过照，国内的游客都没有（这种情况）了！”

　　莫高窟现在的情景、壁画等一切，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得到了解。似乎所有描述都不过是拾人牙慧。但当站在窟群前或进入洞窟后，一切还是发生了奇妙的反应。

　　佛教东传虽然不易，然而最终牢牢地在中原扎下了根基。盛传不衰最重要的原因，是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文化。丰腴柔美、含蓄超逸、恬静安详，那些能在精神上抚慰信众，又在艺术上精妙传神的佛像和壁画，最后都深深镌刻着中国式审美的烙印。

　　一种信仰有了巨大的包容性和渗透力便可谓“无敌”，众生即佛的真谛是让人们相信，能拯救苦难获得解脱的，只有自己。

　　如今对游客开放的洞窟，随着年份变更，一般是8个洞窟，其他关闭得以修养。

　　但初唐96窟一直是固定开放的，它由武则天称帝后下旨开凿。窟前有楼，朱红色的檐阁背倚黄沙拔地而起，巍峨的九层楼如今已经成为了莫高窟的标志。

　　底层进窟就直接到了大佛的脚下。佛衣的雕饰显示出了柔美的女性之姿，下摆的龙纹也同时暗示着佛像的原身。佛像很高，近距离的观瞻尤能将壮观和渺小对比得格外明晰。空间的压迫感也与权力相似，极易让人透不过气来。

　　在唐代，这尊弥勒佛像的面容最初也是按照武则天来塑造的。然而历经千年，后世曾经修补重塑过很多次，今天的这尊佛像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虽然我们没能看见武则天的真容，虽然后世的彩塑艺术远远不能与唐代相比，但是这尊佛像最终回归了它应有的纯粹。

　　后世再来此处膜拜的人们，礼敬的是弥勒，观赏的是雕琢，引起赞叹的是宏大手笔，而非武后。

　　近代最后令莫高窟得到妥善保护和研究的，是留学法国已逾十年的常书鸿先生（杭州人）。而令他毅然归国的，正是伯希和在莫高窟拍摄的照片。在法国追求艺术的他发现，原来艺术的根依然在中国。回国后的常书鸿先生来到了敦煌，从此莫高窟与他休戚相关。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研究艺术、考古历史、传承文化，一无所怨地守护着敦煌。

　　这些沉静却瑰丽的洞窟之所以动人心魄，大约是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那种强烈的精神归属感。

　　“樊院长也是你们的老乡。”年轻的讲解员得知我们来自杭州，语气里带着发自内心的兴奋，“她特别伟大，一辈子都给了敦煌！”

　　她说的是有“敦煌的女儿”之称的樊锦诗。樊一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

　　毕竟莫高窟所有的残缺都是中国文化难以愈合的伤口。

　　此行我没有看到被美国人盗剥壁画的洞窟，但是讲解员描述了被张大千剥损的壁画，譬如428窟有他用油漆直接写在墙上的编号。这样的剥损和破坏，据说还不止一处。作为第一个呼吁政府建立专门机构用以保护莫高窟的人，张大千这样的做法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这也许是年轻一代莫高窟守护者崇拜樊锦诗的缘由，后者踩着时代的脚步守护敦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以高精科技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艺术之美的动人故事，并且订立一系列积极保护、修复文物让它们再多存在一些时候的规则……

　　我想我要绕回去说一个情景：在前往莫高窟的路上，最先看到的是北窟。原路返回时，再一次远远地看见了它们。星星点点的洞窟密布在鸣沙山的山壁上，大风扬着遮天蔽日的沙尘刮过，四周静寂无声。

　　这里是一代代造窟工匠们的住所。当人们在为南窟的艺术惊叹和感慨时，却几乎再也无法获知当年那些工匠们的任何信息了。那些曾经创造过这个艺术殿堂的无名大师们就在北窟里病了、老了，最后默默死去。

　　敦煌遗书中，关于这些工匠们的资料只有唯一的一份。

　　《典儿契》是一个不得已的决定。塑匠都料赵僧子因为家中淹水无法居住，只好把儿子典卖给别人为奴。从这份文契中，能了解到古代的赵僧子们是在怎样艰苦清贫的条件下，完成了这些充满生命力、令后人高山仰止的不朽创作的。

　　真正的艺术来源于生活，真正的力量发自于内心。千百年来，莫高窟里保存的不仅仅是信仰和艺术。还有很多很多真相的碎片、历史的风貌，以及平常人的悲喜。我们也许再也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有过怎样的命运转折，但他们依然是曾经鲜活的存在。

　　伟大的本质上是由这样的平凡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即使抛开文化这个宏大的命题，在这里可以清晰看到的，依然是人本身的命运。

　　这，才是莫高窟举世无双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