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遇上“好领导”

　　◎ 俞剑明

　　中国历史上，从屈原、诸葛亮、魏征、岳飞到海瑞、林则徐，被老百姓称颂的“好官”不少，但口头书面都以“公”尊之、叫“包公”而不叫“包拯”的，很难找到第二个。原因在哪里？就在此人“一身正气，不畏权贵”。包公一生写了一百八十七篇《奏议》，“指名道姓地点到了六十一名本朝官员”，“被他上疏揭露的荒淫奢侈的贪官”九人，“恶官”七人，“庸官”十三人，“昏官”十八人。这些人不是什么“小爬虫”，都是皇亲国戚或皇帝的亲信。

　　历史上与贪官不共戴天的人并不少，批评皇帝的也有，但极少有像包公那样不顾一切地当面斥责皇帝的。张尧佐本是一个庸碌小人，只因他女儿是宋仁宗极宠爱的“张贵妃”，仁宗便一次性地任命“国丈”张尧佐同时担任了“宣徽南使”等四个重要职务。包公立即“上章弹劾”，仁宗不理。于是在一次上朝时，“包公挺身而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慷慨陈词，言语尖锐，情绪激动时，唾沫都溅到了仁宗的脸上，满朝文武大惊失色”。宋仁宗下不了台了，怎么办？是像小气的楚怀王那样把屈原流放到荒凉边塞，或是像“开明的唐太宗”那样一度想杀了魏征，还是像糊涂的嘉靖皇帝那样把海瑞打入大牢？都不是。宋仁宗不过“站起身来拂袖而去”，最后悄悄解除了“国丈”的职务，对包公则仍然信任如前。包公逝世后，仁宗“悲痛不已，竟停止办公，掇朝一日，亲自赶到包公家中吊唁。”这恐怕不是“装”得出来的。

　　想想历朝历代那么多“好官”的不幸下场，再考虑到中国皇帝的权力之大，历来皇帝的脾气之厉害，让人不得不承认，正直的包公遇上了一位千载难逢的“好领导”。没有宋仁宗这个北宋第四位皇帝，就绝无包公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既清廉又正直的“好官”。假如不是宋仁宗，而是另外一个什么“宗”，即使成百上千个包公也会眼都不眨地被灭了，虽然包公这样做据说只是为了“维护皇权”，根本不是为了人民。

　　仁宗的毛病也不少，从品行上说贪恋女色，从政治上说对当时北方敌国又太软弱，而且还镇压过人民起义，但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够虚心接受下属的意见并且不打击报复，已经很不错了。对比一下自古以来许多人的遭遇，我们的感受也许更深切。唐太宗一直被后人推崇为“虚心接受意见”的“模范皇帝”。没有几个人晓得他表面接受魏征批评，背后却对着皇后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杀掉魏征：“会须杀此田舍翁”。魏征死去不久，他就怀疑人家曾经参于谋反，下令摧毁了他亲自撰写的魏征墓碑。拿唐太宗和宋仁宗比较，真正“虚心接受意见”的，应该是后者而非前者。在这一点上，说宋仁宗是位“好领导”，我以为并没有夸大其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