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湮没数百年、一直不为人知的碑刻，能告诉我们什么？

　　西夏碑 尘封六百年的文字

　　◎ 苏　蘅

　　敲开那些封砖

　　清代嘉庆九年（1804年），学者张澍回到故乡武威养病。一日闲暇，他携友游访大云寺。在经历西夏荣光、元末战乱焚毁后，大云寺在明清两代得到修葺，香火鼎盛。

　　寺内相传藏有一通古碑，引起了这位金石学家的注意。但是古碑被封存在亭子里，前后砌砖，秘不示人。僧人说，一旦打开，就会导致“风雹之灾”。张澍不信此鬼神之说，说道：“若有祸祟，我辈与之，与主持无预。”寺里僧人这才同意拆封。

　　结果，砖去碑现。重见天日的并非灾难，而是一门艰涩的学问——西夏学。

　　这通古碑高约一丈，所刻文字仍旧清晰可辨，字体方正，与楷书无异。乍一看，似曾本相识，仔细读来，却竟是一字不识。张澍猜测，碑阴必有释文，于是又敲开了另外一面砖墙，果然，如其所料，这一面皆是汉字。

　　张澍在后来的著述里写道：“碑上尘积数寸，扫去，额篆‘天祜民安之碑’六字。”实际上，这通碑刻的汉文额题是《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碑文落款“天祜民安五年”，张澍将二者混淆了。

　　“天祜民安五年”，乃是西夏崇宗李乾顺的年号。换算成公元纪年，是1094年，其时为北宋哲宗绍圣元年。另—面奇怪的文字遂呼之欲出：乃西夏文。

　　这是西夏文消亡后第一次展露在世人面前，距西夏灭亡的1227年过去了近600年。而若是从西夏文诞生算起，则将近800年。当时西夏大臣野利仁荣受景宗李元昊（1036年称帝）之命创制文字，遂采用汉字的基本笔画，历时三年发明近6000字。

　　张澍由此开始了西夏学的研究，先后著有《西夏姓氏录》《西夏纪年》等书。

　　然而，仅仅“认出”西夏文还远远不够，如何进一步“识读”出来？虽然后人由于张澍的首见之功对其赞誉颇多，但不得不说，张澍始终无法完全“破译”碑刻上的西夏文。

　　要知道，碑刻两面的文字并不是互译的，而是分别单独撰文，然后摹刻上石。比如就碑额而言，西夏文有8个字，而汉字则是12个，显然无法对应。更何况，西夏文的语法与汉语完全不同。我们知道，学习一种“外文”，在没有字典帮助下，利用一份可以互译的文本，一一对读，不失为一个方法。与西夏同期的辽国，创造了名为契丹小字的文字，之所以能被今人释读出来一部分，就是这个缘由。

　　张澍曾作《观西夏碑诗》云：“摩碑今日排尘土，译字何年辨鲁鱼。”他感慨道，翻译西夏文不知要到何年何月。

　　何年何月？百年之后。

　　1908年，地处今内蒙古西北的阿拉善沙漠，一批假以“考察”之名的文物大盗匆匆来此，看中了这片地区的一座古城。来者名为科兹洛夫，是俄国探险家，受沙皇指派，想在彼时风起云涌的掠夺中国文物的浪潮中攫取一杯羹。

　　古城名为黑水城（或称黑城），是西夏设立在边疆地区的重要防御机构“黑水镇燕军司”所在地。元朝灭亡后，此城遭到废弃，逐渐隐没在荒漠之中。

　　科兹洛夫先后数次进入黑水城，所获颇多，尤其是在一座佛塔下，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文物文献，其中就有破译西夏文字的“宝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本西夏文中文双语词典成书于1190年，每个字词都用两种文字释义并注音，以便于党项人学习。

　　西夏文无疑是幸运的，与契丹文、女真文等同时代少数民族政权文字相比，免于因无法识读而沦为死文字的悲惨命运。《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发现，成为今人了解西夏文的钥匙。此外，还有同样编撰于西夏时期的《同音》《文海宝韵》等辞书面世，西夏文不再神秘晦涩。

　　“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相信所有人看到西夏文的第一眼印象，都如张澍的这句话一般。西夏文笔画繁多，仿佛用横、竖、撇、捺、弯折等汉字基本笔画胡乱堆砌而成，有如“乱码”，令人眼花缭乱。

　　经过学者研究揭示，西夏文是类似汉字的方块形表意字，共约6000字，主要分为单纯字、合体字两大类。单纯字是组成文字的基础，或表音、或表意。合体字虽较复杂，但往往也有规律可循。

　　流离辗转的文字

　　回过头来再看西夏碑的碑文内容，所记内容颇有传奇色彩。南北朝时期，前凉政权统治者张天锡主持修造了一座佛塔，几百年后的西夏天祜民安三年（1093年），凉州地震，宝塔倾覆，但尚未修缮，天降祥瑞，宝塔竟自行恢复。

　　这个传说故事只是个铺垫，主题在后面：赞颂皇帝、皇太后“发菩提心，大作佛事”的善举与功德，宣扬佛教教义。大云寺在西夏时被擢升为护国寺，地位尊崇，在这通碑刻上，碑首阴刻伎乐舞女，翩翩起舞；周围修饰以云纹、卷草纹，可见雕刻之精美。

　　然而，改变大云寺命运的地震不只有一次。1927年，武威地区爆发7.7级大地震，城中建筑损毁殆尽。比如为了安顿一代高僧鸠摩罗什而修建的鸠摩罗什寺，就彻底坍塌。而大云寺呢，也只剩下一个钟楼和唐代铁钟留存。

　　现在的大云寺很小很小，小到只须闲走几步，就能看尽这座曾经无比显赫的护国寺。没有了感应塔，甚至也没有张澍破开的那座古亭，西夏碑则被搬迁至了文庙保存，后来又移置于文庙之侧的西夏博物馆内。

　　1227年，西夏被蒙古铁骑所灭，或许就是在这个时期，为了保存碑刻，僧人们将其封存了起来。那西夏文的命运又当如何昵？

　　在北京城北的居庸关，保留了一座始建于元代至正二年（1342年）的过街塔基座，名为云台，卷洞内壁上，用多种文字雕刻了《陀罗尼经》《造塔功德记》，其中就有西夏文。而在河北保定的古莲花池内，还存有一个镌刻了西夏文的明代石幢，建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委实令人震惊——西夏文的生命力竟如此持久，远迈政权。

　　西夏文消亡于何时？恐旧无人知晓。当几百年后重现人们面前时，乾嘉以来的金石学家们敏锐地捕捉到它们的价值。继张澍之后，严可均著《铁桥金石跋尾》、陆增祥著《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书，都对西夏碑有所关注。1867年，英国汉学家伟烈来到居庸关寻访云台古迹，也是从著名史学家、金石学家钱大昕的著作中得到的线索。

　　遗憾的是，伟烈错误地将西夏文认作女真文。直到二十年后，英国人卜士礼、法国人戴维利亚才纠正他的谬误。只是，这些东方学家对着这不知所谓的文字苦十卤钻研时，绝对想不到早在世纪之初，即有中国学者揭开了西夏文的真面目。而今，更多的西夏文献不断出土，西夏的历史、文化也愈加清晰，“神秘的西夏”不再神秘。

　　1961年，西夏碑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重要性，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