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旧的上元

　　迷离狂欢的灯影之会

　　◎ 记者　刘　青

　　千年以来，正月十五上元夜，都是灯辉绮节、承平岁华的美好写照，也是如梦似幻的狂欢嘉年华。

　　北宋时，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描绘了他曾目睹的盛况：御街两廊，有各色表演的伎人，诸如奇术异能、歌舞百戏，皆各显神通，“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比如有能倒立吃冷淘(凉面)的赵野人，口吞铁剑的张九哥，表演药法傀儡戏的李外宁，还有今已无法知晓是啥的小健儿、大特落、楷拙儿、温大头、小曹、稽琴……奇巧百端，令人大开眼界。

　　狂欢之夜，灯火为媒。灯，无疑是这场狂欢中最重要的道具。

　　汴京皇城寺院诸如大相国寺、开元寺、景德寺、大佛寺、葆真宫，皆各陈乐棚，作乐燃灯，烛光炽盛，是“卷尽红莲十里风”。诸坊巷、马行、香药铺席、茶坊酒肆，都点各式各样的花灯，争奇斗艳。

　　从灯盏到灯树再到灯楼整山，无不把上元夜的赏心悦目做到极致化，万千灯火把黑夜染成了白昼。

　　正月十五，人们将迎来新岁的首个月圆之夜，因而这个夜晚，也被称作元夕或望夜。当先民仰望天空，发现了月亮盈亏的规律，朔望月也便成为了历法的基础。汉武帝时颁布的《太初历》，以正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这也为正月的望夜奠定了不同寻常的地位。

　　学者常建华认为，点灯一意为“燎炬”，即源自先秦的“庭燎”之礼。据《周礼·秋官·司炬氏》记载：树于门外的火把叫大烛，于门内的则为庭燎，当国家有大事时，用以照明。《小雅·庭燎》便描绘了周王与诸侯大臣夜间庭燎商讨的场面：“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除宫中的庭燎，民间也有元日燔燎祭祀的传统。人们认为火可以沟通人神，因而在正月的朔日以火娱神。那么，在望夜的祭祀与游戏中，大张灯火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举动。至于为何燃灯之俗从朔日改为望日，史料阙如。

　　被灯火点亮的上元节庆逐渐变成一个通宵达旦、集体狂欢的大型嘉年华。此后，人们对于元夕的热情愈发高涨：唐开元天宝年间，京师安福门还有高二十丈、装饰着锦缎绮罗及珠玉金石的花灯轮，轮上齐燃花灯五万盏，人们于轮下踏歌而舞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宋徽宗令腊月初一便放鳌山灯，灯一直点到次年正月十五夜，竟长达一个半月，谓之“预借元宵”。这个节日似有着无穷的魔力。

　　上元之夜，各式精巧曼妙的灯笼固然赏心悦目，不过，游观灯市的芸芸众生，似乎远比灯笼来得有意思。正所谓“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人看人”。

　　这日的游人与往日俱已不同——人们大多精心打扮，直教人眼花缭乱，但这只是表象的不同，而内里，人们也不再是平日的自己，他们将自己交予这彻夜的狂欢。

　　这样“从昏达旦”的狂欢活动，在古代中国民众日常作息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须知，即便是社会风气开放的大唐盛世，它的国都长安城，也只有在正月十五的夜晚才有“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的景象。所谓的“铁锁开”，指的就是长安城里管理各坊的官员“坊正”，在上元节打开坊市的门锁，暂停宵禁，让游人可以彻夜“开市燃灯”。余时坊门定时关闭，并有执金吾者把守巡夜。“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才是长安夜晚的常态。

　　上元夜却是古代中国人作息时间中的例外。唐玄宗时，灯节从十四日起至十六日为时三天，《帝京景物略》记载：“上元三夜灯之始盛唐也，玄宗正月十五前后二夜，金吾驰禁，开市燃灯，永为式。”宋代则自正月十五日起三天，更放十八、十九两夜，为“五夜灯”，“宜纵士民行乐”。至明代，上元节庆空前绝后，竟有十天之久，从正月十一日开始赐元宵节假十日，期间“百官朝参不奏事，有急务具本封进处分，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五城兵马弛夜禁”。以行乐为旨的上元夜，大弛宵禁，平日遭到严格管理的作息时间突然开放，随之而来的就是正常生活秩序的松弛。

　　确实，极繁至盛的上元夜常常与梦联系起来。

　　北宋大词人晏殊还写了首七绝——《正月十九日京邑上元收灯节》：“星逐绮罗沉曙色，月随丝管下层台。千蹄万毂无寻处，祗似华胥一梦回。”

　　恰恰在几天前，他分别作了两首《丁卯上元灯夕》来颂扬此日京城上元盛况——“九衢风静烛无烟，实马香车往复还”　“游车正满章台陌，为报天鸡莫浪鸣”。时任枢密副使的晏殊可谓意气风发。好景不长，收灯日这天，此前得罪章献皇太后的他又因一时气急，在典礼上用笏板打折了迟到者的牙齿，立遭弹劾而被罢官。“千蹄万毂无寻处，祗似华胥一梦回”，晏殊写的是上元收灯日繁华落尽的景象，更是写自己失落的心境——一切都显得那么捉摸不定，就像忽然从华胥梦里回到了现实。

　　“华胥梦”讲的是黄帝某日做白日梦，神游华胥氏之国。这个国家充满了道家学说的理想色彩——人们不悲不喜，与大道为一。显然，“华胥氏之国”是一个逍遥自由的仙境。这么看来，将上元夜比附“华胥梦”，确实恰如其分。

　　正如法国学者贝尔赛在《祭祀与叛乱》一书中说：典礼和叛乱的结合是寻求宣泄。在这一瞬间，社会处于它的休息状态，度着它的假期。

　　上元夜的狂欢，为社会心理提供了宣泄和排解的机会。全社会都在休息、做梦，只有在梦境里，喧嚣躁动、肆意放纵才得以像潜意识浮上水面，使平日压抑的欲望得以满足，光怪陆离、千奇百怪都可以在这个界限模糊的时日里得到包容和共存。不过如同短暂的黑夜终将逝去，一旦晨曦破暮，种种迷狂的幻觉也即消散，众人梦醒，依然各自东西去。

　　从某种意义上，上元狂欢夜是一个全社会集体做的梦。

　　在古代中国的文学写作，尤其是明清文学里，繁华似锦的上元夜，常常像是人间戏里的舞台背景。上元夜越是繁盛，当灯灭人散的时候就越衬寥落：它又是周而复始的，随着自然节令来回往复。然而每每相同的节庆，却是时移世异、物是人非，不断地上演着人间世的成住坏空、悲欣交集。《金瓶梅》就是一例。全书前后出现四次上元节庆，每一回都撑托起西门庆的不同人生际遇：第一个上元夜，是西门庆飞黄腾达的前夕，他的人生前景如同此刻万灯璀璨，不可估量。而到第四十二回着墨最多的元宵节，就如烟花绚烂至极而归于寂灭，等待西门庆的是最终溘然长逝，机关算尽得来的家财权势也随之消散。

　　汉学家浦安迪曾撰文分析《金瓶梅》中元宵节组成的叙事结构，“在一年四季循环的弧圈中，不少最‘热’的场景都被安排在最寒冷的一些月份里，依中国的生活习俗，这些月份又恰巧是人们最热衷于寻欢作乐的季节”。这热中有冷、冷中有热的交错模式，浦安迪称其“泛指大干世界里芸芸众生们生生不息的荣枯盛衰”，其蕴含着社会深层的道理。最寒冷的时分进行最火热的行乐狂欢，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月盈则亏，灯火也终有燃尽之时，随着上元节的过去，狂欢的人群便作鸟兽散，终归回到平常里充满礼教秩序的文明社会生活。

　　光绪辛丑年（1901年）上元夜。

　　这次清廷的节庆不在京师的迎春堂，而在西安的北院行宫。

　　从前“闻道长安灯夜好”，今夕却是寒风萧瑟，万籁俱寂。本可为北洋海军多添一门大炮、一艘舰船的金银，被挪到了修颐和园、修中南后三海，也被裁成片片金箔，和着上元的花灯、烟火、戏舞飘摇而落，张张都是帝国的催命符。甲午、庚子，一场场战火让沉浸在同光余晖的帝国大梦初醒。

　　这一年，“两宫以年岁荒歉，宵旰忧劳，不许民间放灯”。西安行宫“惟以纸糊数灯悬于门楣，至十六夜后，即命撤之”。

　　古旧的上元灯节，自此收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