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古籍《永乐大典》中的两册嘉靖年间手抄本，在去年7月法国巴黎的一场拍卖会上，以640万欧元的高价成交。《永乐大典》的正本至今下落不明，连抄本居然都拍出如此天价，它，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何以被国人奉若珍宝却又流落他乡？

　　永乐大典，流离的国宝

　　◎ 贾大伟

　　公元1403年的一个晚上，永乐皇帝朱棣叫来了大明朝第一才子解缙，告诉他，自己决定编一部“类书”，一部网罗天下典籍的宝书，至于编书的重任，自然非解缙莫属。

　　类书，其实就是一种检索工具书，遇到感兴趣的词条，想知道在哪本书里记载过，怎么记载的，只要检索，就全都知道，堪称古代文人攀比知识的利器。

　　解缙是谁？一个五岁读书，七岁能文，十二岁通五经，不满二十就中进士的聪明人。永乐皇帝上台后，解缙入内阁，风光无限。朱棣又亲令他编一部承揽天下知识的宝典，简直是正中下怀。解缙于是组织人马，加班加点，不到一年就交了工，还给书取了个很狂的名字——《文献大成》。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严重低估了朱棣的政治意图和野心。一来，朱棣想借此显示明王朝之大格局、大气象。二来，他要用这部网罗古今所有典籍的巨型辞典，让那些对他篡夺帝位心怀不满、口有微词的文人闭嘴。为此，他请出了最得意的军师“黑衣宰相”姚广孝，命他和解缙共同编纂出一部“旷古未有”的奇书。

　　皇帝如此重视，底下人当然得撸起袖子。据考证，当时参与编书的人数约有三千，人员十分复杂，除了官员、学者外，还包括各行各业的精英，甚至民间术士、僧侣也参与其中。共收集典籍约七八千种之巨，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书籍的精华。

　　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该书编纂完成。朱棣阅后十分满意，亲自撰写序言，并正式定名《永乐大典》。次年冬，命人抄写完毕。据姚广孝《进永乐大典表》记载，《永乐大典》有22877卷，目录60卷，共11095册，内容超过了前代所有类书。

　　永乐皇帝对这部书可谓寄予厚望，他畅想着《永乐大典》能和他的江山一样万世永固，成为后世无限传颂的经典。但可惜的是，在他死后不久，这部书便开始了跌宕起伏、命运多舛的历史。

　　按常理，《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他老人家御敕编修的经典，起码在明代，应该得到最妥善的保管。但事实上，这种规模巨大的类书，其实没什么人愿意看。大典有两套本子，一是原稿本，一是抄写正本。而这个原稿本居然去向不明，史书上未见记载。学者们研究了半天，推测它一直在南京，最后可能毁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南京宫中大火。

　　那抄写正本呢？也一本没留下，具体去了哪儿，还是一笔糊涂账。

　　永乐十九年（1421年）大明朝迁都北京。《永乐大典》抄写正本也随南京文渊阁书籍一起，被北上移送进京。这之后，《永乐大典》就被束之高阁。时人称其“卷帙浩繁，藏之中秘，天下人既不得见”，简而言之，就是放在仓库，没人理。

　　八十多年后，嘉靖皇帝朱厚熜继位，《永乐大典》的命运迎来转机。朱厚熜和之前的明代诸帝不同，他天资聪颖、权术深沉，估计是想在官员面前展现自己博学通达的理论体系，因此格外喜欢《永乐大典》，案头总要摆上一两本，方便他每天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可是，嘉靖帝晚年，宫中又失火了。《永乐大典》险些被烧，吓得嘉靖皇帝一哆嗦。于是就在修仙修道之余，干了件大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皇帝下令重录《永乐大典》副本，并任命太常寺卿高拱、侍读学士翟景淳等人负责校理缮写，招选誊录、绘画生员109人。当时，抄录《大典》有严格的制度，每人每天誊抄三页，内容完全按照《大典》正本抄录，与正本在外观上基本没有区别。

　　大概是抄录得太认真了，加上内容过多，直到嘉靖帝去世，《大典》副本也没抄完。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抄录工作告终，皇帝特意嘉奖了高拱等官员。关于《大典》正本的记载就没有了。对！此后史书对《永乐大典》正本再无下文，它仿佛从人间蒸发了。

　　时代来到清朝，谁也没想过，《永乐大典》的副本居然也开始了不停的流失。

　　是怎么没的？被人偷了。

　　公元1771年，又一位大政治家、著名文艺爱好者——乾隆皇帝下诏天下，搜求逸书。第二年，安徽学政朱筠上了一个《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大意是说，搜求逸书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翰林院藏的《永乐大典》，里面好书多着呢，咱派人把它整理一遍，把佚书都辑出来，到时候又是大功一件，关键还省事。

　　乾隆皇帝一看，这是个好主意！于是便在1773年设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并由此拉开了另一部文化典籍《四库全书》编纂的序幕。

　　但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四库全书》编纂完毕，宫中对《永乐大典》进行清查统计。这一查可不得了，发现居然剩余988l册，竟遗失了一千多册。

　　但之后的事情，乾隆估计做噩梦都想不到，他死后六十年，即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他的大清朝被迫与洋人议和。之后，京城外国使馆林立，翰林院官员同洋人多有勾连。洋人好奇货，国人善卖之，偷《大典》亦非难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升在《永乐大典的流传与辑佚》中讲到：在1900年，曾有一场大火将翰林院烧成焦土，日本东洋文库的官员得到消息，立即带人奔入火场，被他们顺走的《大典》大多进了个人腰包。翰林院南边是英国公使馆，英国人翟理斯和托马斯·比格也趁机盗走部分《大典》。虽然英国公使馆在庚子事变后交还给清政府330册，可这300多册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到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将《永乐大典》移交于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

　　清王朝行将落幕的十几年，时局动荡，人心浮动。《大典》屡遭盗窃，流入市场，北京琉璃厂等书肆就有公开售卖。后来，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虽多方搜求，仍尚有两百多册分藏于世界各地：国内，有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海外，则散布于英、日、美、德、韩、越南和爱尔兰等国。诸如英国国家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皆有收藏，那些《大典》基本上都是清末从翰林院官员手里窃买或庚子事变时抢走的。

　　说到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永乐大典》原稿有一万一千多册，体量巨大难以雕版印刷，故而都是手抄，连书中栏格也是手绘。当年摘抄的大臣们通常连引据都整篇誊下，其实在成书之时，《永乐大典》并不是一本特别好用的“工具书”。

　　然而这个“缺点”，对于后世整理和收集文献，却是不可替代的优点：很多已经亡佚的古籍，能在《大典》中找到原文，从《大典》中辑佚古书，成了很多人特别爱干的事。比如，被著名学者邵晋涵从《大典》中辑出的《旧五代史》，由五代至宋初的史学家薛居正主编。它的“出世”，标志着我国传统的官修史书“二十四史”得以完整保全。诸如《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农桑辑要》《水经注》等古籍，在史学、农学和地理学上有着极高的文献价值，都赖《永乐大典》得以保存至今。

　　明初以前各学科的大量资料，使《永乐大典》被称为“辑佚古书的渊薮”。辑佚工作至今仍在进行。2015年，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丁治民，从残存的《永乐大典》中辑得唐宋元明语言文字学书籍25种，3263条，约30万字。学术界认为，这些文字将改写半部中国音韵学史、中国语言文字学史。

　　从去年那场巴黎的拍卖会到现在，全世界已知现存的《永乐大典》仅有四百余册。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收藏《大典》最多的机构，现存224册（含暂存台湾的62册），其中有64册为民国时期经鲁迅先生倡议，从翰林院移交至京师图书馆。

　　1983年，山东莱州市文化馆在农民孙洪林的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北京图书馆（国图前身）立即派专家前往，经多方协商，最终将其入藏。该册《大典》应该是庚子事变之后，由北京流散至山东，孙洪林的姑奶奶自幼家藏。老太太不识字，将书的天头地脚都剪下来，做了女红花样——有些做了鞋样，有些做了肚兜样。万幸的是，由于民间有敬惜字纸的传统，人们不破坏带字的纸，这册《大典》的主体部分才得以幸存。

　　它集历代典籍之渊薮，上结中华古籍之经典，下开清代《四库全书》编纂之业，就像是满载中国文化的一艘船，飘飘荡荡六百余年，到今日却十不存一。它不仅是百年动荡的缩影，也是敲醒世人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