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旗袍，更不是汉服，而今最有群众基础的，是曾经跟长袍搭配的马褂。不信？翻翻家里爷爷那辈的大合影，坐在正中的老爷子没准正穿着呢。

　　不可小瞧的马褂

　　◎ 春　梅

　　所谓传统服饰，即迄今传承有序又有广泛接受度的服饰。当人们还在争论究竟是汉服好还是旗袍好的时候，有一种传统服饰，却悄然成为许多国家级重大场合中式服装设计的基础，它就是马褂。

　　从“唐装”到“新中装”

　　2001年10月中，亚太地区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上海举办峰会。各国领导人身上的“唐装”，成为那一年中国最好的名片。这一款被称作“唐装”的中式服装，集合了立领、对襟、盘扣、绲边、团纹等元素，短时间内即风靡全国。所谓“唐”，并不代表它源自唐朝，而是沿用了海外将中国相关事物称作“唐”的习惯。

　　2014年的秋天，又一次APEC峰会，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身着“新中装”亮相。“新中装”是在“唐装”基础上设计而来，外形不仅借鉴了西服的裁剪方式，将下摆处理成圆摆，还保留了中国传统的立领对襟和海水江崖纹。其根为“中”，其形为“新”，其魂为“礼”。这是设计师对此的解读。显而易见，“新中装”不再迎合海外的称呼习惯，又突出其不同于以往中式服饰的特征，一如全新的奋发的中国。

　　这两版上衣，都沿用了立领、对襟的传统元素。而它们的源头，正是名为“马褂”的清代服饰。

　　为何就留下马褂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古代人比我们更讲究。清代后期，马褂是全民日常穿着的便服。这个“便”，自然有随便、方便之意。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当天，内务部发布《关于一律剪发暂不易服的告示》，宣布“国民服制，除满清官服应行禁止穿戴外，一切便服悉暂照旧，以节经费而便商民”。推翻旧制却不易便服，图的还是个方便。

　　是年10月3日，为彻底拔除几千年等级分明的社会基础，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又向全国公布了参议院决议通过的《民国服制》，规范国民礼服的着装要求。这一服制摒弃了以等级定衣冠的旧习，规定男子礼服分大礼服、常礼服两种。大礼服包括书用、夜用：书用为西式大氅式：夜用类似燕尾服，但后摆呈圆形。而常礼服也分甲乙两种：甲为西式，乙为传统袍褂式。且衣料必须采用国产的丝、毛、棉、麻织品。

　　这个时候，紫禁城内外，前清官爵命妇的补服、翎顶、朝珠一概被束之高阁。而曾经的全民爆款——长袍马褂，却异军突起，以通体黑色，搭配西式礼帽的形式，进入新政府的男装服制系统，并跃升为与西装并列的中式礼服。

　　尽管后来国内局势动荡，甚至政权几度易手，但长袍搭配立领对襟的马褂，却始终是男性中式礼服的不二之选。民国时期的老照片里，“长袍马褂”出镜率颇高，甚至不囿于礼服范畴。从街头店铺的小二，到留洋归国的大师，无一例外。在乎日，它是体面的便装：在节庆，它又是简单的礼服。甚至直到今天，广东地区的传统中式婚礼上，新郎也还是一身长袍马褂的打扮。

　　新中国成立后，长袍被淘汰，马褂式的立领对襟中式上衣，却又一次被保留了下来，成为生活里最朴素的身体记忆。个中因由，或许还得归结为一个词——方便。

　　皇帝真的“赏穿黄马褂”

　　“方便”这个特点，与马褂早年曾是骑马服装（也有说马褂可能是明代的一种军服）有关。“褂”是清代对外衣的一种称呼。男子正装有“袍褂”，长及膝盖或更偏下。

　　现代人最熟悉的马褂，莫过于黄马褂，这得益于清宫剧的“普及”效应。然而，实际上所谓“御赐黄马褂”之事，在清朝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盛行。清中期，臣子们对帝王各种名目的赏赐日渐麻木，诸如加“巴图鲁”勇号、“赏戴花翎”“封爵”等等原本用来笼络人心的办法眼看着效力不济，于是大概在咸丰以后，御赐黄马褂的故事才多了起来。

　　黄马褂本是御前当差且有一定级别的侍卫和内大臣才能穿着的“工作服”，授受者若无此职务，却有幸获此颁赐，便会萌生一种顿成皇帝心腹的荣耀感。这种效力，就好比打了一剂“忠贞不二”的强心针。然而，皇家却不必为此专门在衣库里囤积大批黄马褂，需要赐给哪位爱卿，只需在圣旨上多加一行字。譬如“赏穿黄马褂”，只是给了个“穿”的待遇，褂子却是没有的。如果运气好，皇帝可能会多赏些黄江绸布料，供臣下拿回去找裁缝自己做。至于“恩赏黄马褂”“赏御用黄马褂”的待遇，就太过罕见了。

　　从故宫博物院保留下来的宫廷旧藏服饰中可以看到，马褂的存世量不仅多，且男女款皆有，式样丰富，色彩妍丽。两袖或短而宽及肘，或平而直及腕，不一而足。有些更是用上了极为奢华的装饰和繁复的挽袖设计，全然不见早期骑马服装的质朴干练。不过，与民国时期的马褂以及现在的唐装不同，旗人旧俗马褂要“四开气”，就是前后左右都做开衩，这倒是它曾作为马上军服的遗痕。

　　“便捷”二字点出了对襟马褂的要害。这种开襟方法是，纽扣设在前胸中央。而大襟的纽扣则偏于一侧，上身时前胸衣襟要掩在腋下。至于琵琶襟，衣襟掩在胸前偏右侧，尚未及腋。相比后两种，对襟马褂显然在视觉上更中正、更简洁，裁剪、缝制和穿脱也方便许多，以至身为主帅的傅文忠，就算上了战场，也没把对襟马褂给换下来，直到班师回京，还念念不忘它“便捷”的好处。

　　至于立领，在明朝正德年间的女装上，已经是一种成熟度极高的样式。到了清代，它依然存在于汉族女装体系，而旗装则长时间保持无领或缀假领的形式。时至晚清，立领开始大举进军旗装界，马褂的领口设计也与时俱进，一改之前只有圆领的旧貌。如今韩服男装里经常可以见到的对襟长袖上衣——“马褂子”，系清朝时传入李氏朝鲜的产物，它沿用的就是早期马褂没有立领的设计。

　　大抵是因这无论贵贱男女通吃的特性，马褂显得太过寻常，令人们最后竟忘了它风光的过去。而当“唐装”和“新中装”出现时，许多人心里都在疑惑：这究竟算不算“国服”？对“国”字头的执念，往往会陷入无穷尽的争吵。倒不如静下来思考，为何最后是“马褂”走进了设计师的视野。

　　如前所述，它式样简洁、舒适方便、易于设计。除此以外，现代服饰流行短装，长款往往只出现在极其重大的场合。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提出所谓“短装运动”，呼吁穿西装或中式短衣。新中国成立后，这股潮流更是从少数人的理念转变成不可逆的现实趋势。再加上民国服制遗留下的印记，男女礼服便更多地采用了立领对襟的设计模式。

　　又或者，历史本没有胜负之分，只是看谁能幸运地站在浪尖上，而它刚好就是“马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