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贤 祛疫 采药 保健 竞渡……

　　刚过去的端午，可不只有粽子这么简单

　　◎ 记者　刘　青

　　史上代言人之争

　　唐龙朔元年（661年）五月五日，唐高宗李治向礼部尚书许敬宗请教了一个问题：“五月五日过节，到底是为什么？”许敬宗作为朝廷的礼仪专家，他引用南朝梁人吴均《续齐谐记》中的说法：“战国时，楚怀王听信党人谗言，将大夫屈原流放。屈原信念破灭、满心忧愤，于五月五日自沉于汨罗江。楚人为了纪念他，就在每年的这一天用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皇帝的疑问代表着盛唐之前，人们对端午节的来源看法不一。吴人认为端午源于纪念伍子胥，他被自大的吴王夫差赐死后，尸沉钱塘江，正如南朝《荆楚岁时记》中所说，“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越地的会稽上虞还有纪念孝女曹娥之说；此外，就算是发源地楚地，除了纪念屈原，也还存在缅怀伏波将军马援的说法。

　　可见，端午代言人究竟是谁，不同地域的人们有着不同认识。许敬宗的回答，只能证明社会上屈原之说占据上风。

　　下一个朝代，这种认同趋势得到了官方认证：赵宋王朝自诞生之初，就面临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到了南宋，徒剩半壁江山。这份家国之恨与民族危机感，致使全民笼罩在“胸中块垒，以何浇之”的浓浓愁绪中。人们不由想起，一千多年前，楚大夫屈原的类似境遇。在这份超越时空的“惺惺相惜”中，宋人对屈原的认可、同情无以复加。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的端午，宋神宗下旨，封屈原为“清烈公”。这次端午敕封，无异于官方宣布了节日与纪念屈原的直接联系。屈原正式成为全民端午代言人。

　　本是一个“化毒”之日

　　端午，本是年月的第一个午日。阴阳五行说中，“午”与“五”都属火、属阳，加上“午”“五”音同，故含义也相通。

　　如此说来，五月五日午时是一个理论上的至阳时刻。不过，这也是一个阴阳交替的“危险时刻”。端午之后，“阳气”逝去，“阴气”滋生。出于对“阳”的崇拜和对“阴”的恐惧，古人将整个农历五月称作“恶五月”。

　　南朝宋人范晔在《后汉书·礼仪志》中有云：“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农历五月，汉代人认为这个月阴气萌发，不利于万物生长，故需采取特殊手段以辟邪，如用红线捆绑具有特殊气味的植物，即艾草、菖蒲、葱蒜等悬于户上；将端午灵符贴在门上；佩戴驱邪饰品等。又有可见，此间有夏至的一些习俗，只是最终，端午取替了夏至。

　　驱逐、战胜“外邪”的愿望

　　龙舟的来源肯定不是为纪念屈原，三闾大夫不过是后世被拎出来的代言人。竞渡的历史远比纪念屈原的历史久远。

　　从文献来看，节日竞渡的最早记载，出自晋周处《风土记》（唐《初学记》卷四引《风土记》），他在描述吴地风俗时，解释理解为竞渡是为逐疫。

　　而来到20世纪，著名的人类学家凌纯声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亚洲地中海”文化区的概念，这一区域的核心范围大致是：中国华南→菲律宾→婆罗洲→中南半岛，今日也称作“环南中国海”区域。相似的自然环境，使得这一区域的古代人，多保持着相同的文化特质。例如：刀耕火种、梯田、猎头、祖先崇拜、多灵魂、铜鼓、龙船等。这些文化特质共同组成了东南亚古文化。

　　赛龙舟居然还和“猎头”有关！

　　明末广东诗人邝露曾描述：竞渡时，龙船手不安于划桨，而是“各执利兵，傍置弓弩”，遇仇家“胜则枭而悬之”，枭首悬挂之后还要“铙歌合舞”，这样的场面简直与三国时乌浒人猎头后“击铜鼓歌舞饮酒”如出一辙。不过，关于龙舟“猎头”的文献记载，此后便再难找到。但这并不表示剽悍之风的消失。

　　假使留意观察，便会发现，哪怕是现下，由“划龙舟”引发的村落械斗，在南方仍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多半是龙舟划出了本村河道，“侵入”外村河区，这无疑是一种极具冒犯性质的“外来杀气”。

　　此外，根据中国境内曾有猎头习俗的佤族民族志记载：“每年夏历（农历）四、五月，还要举行送旧人头到村外人头桩上，永久供奉的祭祀活动。”佤族是山居民族，没有划龙舟的习俗。但是，当农历四、五月份，旧人首被请出村外供奉后，需要获取新人首以供神。“旧人头”离村，迎接“新人头”的事件，恰好也在发生在端午之前。

　　民俗学家江绍原曾在《端午竞渡本意考》一文中指出：“风俗不论巨细美恶，其起也必有或种原因。这并不等于说人类的行为，件件有正当的理由：而只是说他们的举动，大抵表明或暗含某项用意。”

　　今日，龙舟猎头习俗早随古人远去，但我们仍能从端午竞渡中，感受到那迷人的狂热气氛。

　　这种风俗的变迁，正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最佳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