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国人独有的节日已经在慢慢消失的路上，它是正月初七，传说中人类的“生日”。在国人自己的“创世说”里，鸡、狗、羊、猪、牛、马，先人而生，一座“开心牧场”完备了，人类才欢欢乐乐地来到世间。

　　渐渐隐去的“人日节”

　　◎ 刘　青

　　虽说当今的正月初七，已是“开工大吉”指示。很少有人想到，这一天竟然也很特殊，是专门用来尊敬人、赞美人的。

　　几乎所有的节日都暗含了一种“独一无二”，至少也包藏一种“特别”：元日是独一无二的新年伊始，冬至是黑夜最漫长的一天，就连现代诞生的妇女节、儿童节、教师节，也都独属于某一个具体的群体。而“人”似乎可以“熟视无睹”，那么也就毫无必要有一个专属的节日了。

　　但在中国的历史上，“人日”不仅真实存在过，还被文人反复记述和吟咏。

　　关于“人日”的最早记载，一般认为出自西汉东方朔的《占书》。在漫长的历史中，《占书》原文早已佚失，但后世典籍对其的引用，层出不穷，基本上都离不开这样的套路：“岁正月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意即从正月初一开始，每一天都用于占卜某一具体的生物。并以这一天的阴晴，来预测这一生物在新年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占卜这一文化，流行于“迷信”色彩浓郁的秦汉时期，尤其在以神巫为重要文化底色的南方地区，这一传统尤其鲜明。看过《国家宝藏》的人可能记得，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了一座名为“喜”的秦代官员的墓葬。在这座墓葬中，发现了一大批珍贵简牍，其中出土的《日书》上，即已有“人良日”的记载。不仅如此，猪、马、牛、羊、鸡、犬，都有属于自己的“良日”。为此，有些学者就把后世典籍中的人日与其关联起来，认为这一节日的雏形，早在战国时即已出现了。

　　在民间传说里，“人日”更像是致敬母神女娲的日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同一时代，曾任泰山太守的应劭，撰写了一本《风俗演义》，更具体地描述了女娲的事迹——天地开辟，未曾有人，女娲抟黄土作人，后来捏也捏不过来了，便引绳于泥中，甩泥浆为人。

　　“人日”的具体起源，似乎也没有定论，但正是这样的争论，可以帮助我们逐渐接近真实的历史。

　　仔细想想，诞生“人日”似乎可以理解，连鸡、狗、牛、羊等牲畜家禽也一一分配了生日，毫无疑问，它们都是农耕文化环境中最容易接触到、也最不能缺乏的重要动物。

　　其实在中国上古社会的动物象征谱系中，鸡就已经被作为东方的代表。战国时墨家的经典《墨子》中有记载：当敌人从东、南、西、北四个不同方向进攻时，需要分别以鸡、狗、羊、猪作为牺牲，以祈求战事胜利。以鸡、狗、羊、猪分别作为四方的代表，是远比人日更为古老的文化传统。

　　有了“四方”还不够，还有“乾为马，坤为牛”之说，在八卦概念里，乾坤分别对应天地，也就补足了以马为天、以牛为地。“天地”与“四方”组合，这六种动物，构成了我们熟悉的“六合”概念，亦奠立了华夏文明的宇宙观。

　　由七种生物创造出七个方位，来开始全新的一年，“人日”堪称是中国人的“创世纪”。

　　尽管人日的起源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到了魏晋时期，这一节日已经成型了。南朝的《荆楚岁时记》中已经明确记载了人日的习俗：“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

　　到了这一天，荆楚之地的人们，要以七种蔬菜做成菜羹食用，人们相信食用了这样的菜羹，可以无病无灾，身体健康。把丝绸、金箔等材质，剪为人形的“人胜”，并把这一装饰物贴在屏风上，或是贴在头鬓上：除了人胜以外，当时的人们也会互相赠送剪成花朵形状的“华胜”。

　　但写作《荆楚岁时记》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分裂的时代，宗懔所生活的南朝，热衷于人日风俗，而北朝对这一节日的观感，则截然相反，更准确地说，可能根本没有观感。据《北史》记载：“魏帝宴百僚，问何名人日，皆莫能知。”北魏朝堂上的政权精英阶层，对“人日”毫无概念，可见这一节日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几无存在感。

　　无论是秦汉起源阶段充满神秘气息的占卜色彩，还是南北朝时期日益丰富的荆楚风俗，对于人日的重视，似乎始终是南方胜于北方。而这一节日最终进入中国的主流文化圈，还要仰仗着中国的重新统一——隋唐王朝。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写了首赋《人日即事》：“镂金作胜传荆俗，翦彩为人起晋风。”诗中不仅有人日里最为醒目、令人欢欣鼓舞的盛景，也有放眼天下的大气磅礴。

　　据说，武则天的儿子，唐中宗李显特别看中人日节，人日那天每每大宴群臣，“赐王公以下彩缕人胜”，这其中又包含“以人厌胜”的意思，带有巫术祈祷的成分。

　　到了唐代，北方地区也多了更多关于人日的记载：在陕西渭南，人们在正月初七要过“人齐节”，家家产户在土地庙前放置油碗，碗中放入与家中人数相等的灯捻，点燃长明灯；山西人也要在人日夜里焚香点灯，用煮熟的稷米祭祀北斗星。

　　在公元7世纪，人日的节俗，还跟着回到日本的遣唐使而传入了日本，形成了白马节会。虽然节日的名字从“人”变成了“马”，但其中的很多精髓并没有改变。直到今天，传统的日本家庭，仍会在这一天以七种蔬菜制作稀饭，在这远播东洋的“七种粥”里，还能望见宗懔笔下的荆楚遗风。

　　宋代计有功撰写《唐诗记事》，记录了不少唐中宗时的大臣所做的“应制诗”，对人日的吟咏，已不仅是赞美、思念，还包含了祈寿、祈求年丰的涵义，如赵彦昭的“幸承今日宴，长奉万年春”；高适的“林香近接宜春苑，山翠遥添献寿杯”……

　　人日是复杂的，也是简单的。一切美好都可以赋予人日，人日里人们纷纷虔诚地祈愿。

　　到了两宋时期，人日的习俗中仍然保留了古老的占卜色彩。在重庆白鹤梁的题刻中，可以找到不少人日时观水留题的记载，在这一天游览白鹤梁，了解水位的升落，以预期来年的凶吉。

　　人日是怎样消失的呢？

　　宋代以后，或许由于少数民族统治政权的影响，属于汉族传统节日的人日，并不像大多数节日那样，与农耕活动、生产生活紧密相连，而被渐渐废弃了。或许另一个原因是，正月里的节日过于密集，人日的不少节俗，被合并到春节（元日）或上元节（元宵节）之中。不过，在诸如客家人、四川盆地等较为闭塞的汉族群体或区域中，人日仍然保持着生命力。

　　清咸丰四年（1854年），时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颇熟悉高杜之间的友情，便为杜甫草堂题写了一副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又将这段千年前的往事，引介至公众面前，使得时人竞相效仿游草堂。时至如今，成都人为了怀念这两位真挚、纯粹的诗人，还保留着“人日游草堂”的风俗，古老的人日，成为了诗歌的回响。

　　所有的节日，归根结底都是人的节日。

　　“人日”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直白地关注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致意遥远的祖先，也不刻意划分人群中的彼此，而是没有区别地对待每一个你我。

　　《傀儡婴戏图》 南宋　刘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