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敬年:百岁经济学家的“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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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的人生从70岁开始。
他86岁告别大学讲台,93岁翻译《国富论》成了畅销书,100岁还在电话里给学生讲哲学课。
他70岁之后撰写的论著超过150万字。
他能跟“80后”年轻人结成忘年交。
在学生们的眼里,他的灵魂“没有皱纹”。
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翻译家——杨敬年。
杨敬年:百岁经济学家的“慢人生”
杨敬年,著名经济学家、翻译家; 1936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1948年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起任南开大学教授。译有雅·科隆诺德《经济核算制原理》、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保罗·巴兰和英国亚当·密斯的《国富论》等。百岁时,撰写《期颐述怀》一书,回首其百年人生。2016年9月4日,杨老在天津仙逝,享年108岁。
生命从百岁开始
杨老精确地规划着时间。每天,他凌晨3点投入工作,工作时间8小时。虽然走路迟缓,但他身上就像揣着一只发条紧绷的钟表。104周岁时,杨老的眉毛已经全白。可即便是在这样的高龄,他也始终过着年轻人的生活。他抢着接听家里的电话,能迅速报出几个熟人的手机号码。如果电灯没有关上,他宁可自己动手也不会去指挥晚辈。总能令访客惊奇的是,多数时候为他们打开家门的是他本人。他还自己洗澡,生活“完全自理”。 谈话时,他思维敏捷,语速飞快。提到老年报章和电视栏目,他总会说:“我觉得同我没有关系”。
杨老是在中国的大学里第一个开出“发展经济学”课程的老师。可即使在他任职了64年的南开大学,知道这个名字的学生也并不多。晚年时,他极少露面,除了每个月去一次理发店。除了减少了公开露面的次数,在人生的下半场,杨老仍凌晨3点起床,读书到5点,然后花40分钟做一种体操——最少做10次下蹲。
百岁之年,杨老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而他晚年的得意之作远不止于此。93岁时,他翻译的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十多年间,这个译本重印了十几次,发行逾10万册,成为罕见的畅销书。出版社约他译《国富论》时,他认为此书对于传播经济学知识意义重大,亚当·斯密是个“高耸入云的人物”,又自认“余勇可贾”,就答应下来。而学生们对此不敢相信。更让他们吃惊的是,他每天工作8小时,用11个月就完成了74万字的书稿,此后又陆续补充了6万字的索引,字字句句都是手书。读书时,杨老会先放大复印,再使用放大镜。
2007年之前,杨老长期住在南开大学北村一处十几平方米的斗室里。室内电脑、电视、电话各一台,一床两桌,几把椅子。书多得占满了阳台。在这里,他出版了哲学著作《人性谈》。他对此感到满意,这年,杨老90岁。他说,按照60岁退休,自己“多工作了三十年”。进入古稀之年后,杨老至少发表了十项重要成果。除去译作,他70岁后撰写的论著超过150万字。
豁达为事 谦和为人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杨老在地震棚里翻译《垄断资本》,晚上搬到露天,借星月之辉照明。有朋友不能理解:“你的命还不知道在哪里,你还在搞翻译?”在百岁自传里,杨老以平缓的口吻叙述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却“找不到表达怨恨愤懑的只言片语”。当初被揭发的所谓的问题都是编造的。而他从未捏造事实陷害别人。后来得知谁曾揭露过自己,他也不生气,只是感慨“人性里有劣根的东西”。
总有学生为他鸣不平,认为他牛津毕业后,要是按照预定计划去美国,人生不至于被耽误。而这位在牛津研究政治学、历经改朝换代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矜持绅士”说,个人的浮沉荣辱,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何况,运动是不能持久的。在南开大学右派改正后的座谈会上,他发言指出,这场运动中,国家的损失比个人的损失大,无形的损失比有形的损失大,长远的损失比暂时的损失大。在此期间,他受到的打击还包括,从1974年开始,妻子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24年,他们的儿子也在1976年因病去世。“这些东西就是所谓命,不是宿命论的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杨老说,“我的办法就是‘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
百岁生日那天,他对师生宣布:“我还要再活二十年吧!”接着,他谦逊地说,自己要“跟在大家的后面”,不断学习,“争取看到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当然,他也设想过,假如有一天死亡来临,“我觉得我随时可以高高兴兴地走!”他总结说,“我觉得我这一生没什么大的成就。不过我尽了力,尽了心。我要做的事、想做的事、能做的事我都做了,所以我就死而无憾了。”
乐观从容的心态
杨老指导的研究生邹玲到杨老家拜访时,惭愧地发现,70多岁的杨先生正在学法语,每周两次课,每天背单词。1999年的一天,91岁的杨老在电话里告诉邹玲,自己刚买了电脑,很快就能给她发电子邮件了。她惊讶得拿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来。此后,她每周一早晨8点会准时收到导师的邮件,从不间断。
杨老的计算机老师是那些年轻的学生。他的故交陆续辞世,但社交并未中止。他喜欢与年轻人交朋友,从他们那里“知道一点”新近的风气。有的学生遇上事业瓶颈,找他解惑。甚至恋爱中的女生也带男友请他把关,男方非常紧张——要是杨先生不同意呢?
杨老觉得,自己与晚辈之间不存在代沟。他说,“我的日历年龄是百岁,人家看我的生理年龄是70岁,我看我的精神年龄也就30岁吧。”就像年轻人那样,他会迷上一部青春剧,匆匆忙忙扒几口饭,守在电视机前。
学生们说,杨先生的灵魂一定“没有皱纹”。
1945年冬,杨敬年于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