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

　　曾经真的“大过年”

　　1914年12月23日，当时的中华民国迎来了第三个冬至。天刚蒙蒙亮，北京城内已是“万人空巷”。一群穿着古装的大老爷们，簇拥着一个五短身材、头发花白的中年人，进入了位于城南的天坛。他们不是去拍戏，也不是玩游戏，而是进行一项十分古老和严肃的政治活动——祭天。这位被簇拥者名叫袁世凯。

　　的确，天子在冬至日祭天的节俗由来已久。《周礼·春宫》云：“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大意是，大司乐于冬至当天在地上的圜丘上奏乐六次，天神便会通通下凡，于是可以礼神。所谓圜丘，就是圆形的土丘，因为古人相信“天圆地方”，既然是祭天，那么在地点的选择上肯定要与天对应。

　　即使如此，这天之后，民国时期唯一的一次、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祭天大典，在摇曳的火焰中落下了帷幕。

　　实际上，冬至对于全世界的人来说都是很特殊的一天。西方人也过冬至，根据考古学证据，早在新石器时代，西方人已经发现了冬至。位于英格兰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巨石阵，就有两块巨石的连线，指向冬至日落的方向。在一些西方文明中，冬至象征着太阳重生、光明重现，罗马人就曾把太阳神庆典定在冬至，每年都要连续几天隆重地祭祀太阳神和其他众神。

　　中国先民也通过简单的立竿见影方法，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发现冬至日的秘密：那一天日影最长、太阳跑到最南边，而且白昼最短、夜晚最长。所以，冬至又名“长至”。

　　所谓物极必反，冬至日虽然极阴极寒，却也是万物开始酝酿生机的一天。冬至之后，太阳北归，北半球白昼越来越长，夜晚越来越短，此即民谚所谓“冬至日头升，一天长一针”。而根据阴阳理论，冬至之后，阴气盛极而衰，阳气开始复苏，有一阳之意。所以，冬至被列为二十四节气之首。于是，在“天人感应”这种朴素认识论的推导下，冬至日举行祭天大典，与天互动，就水到渠成了。

　　现在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毫无疑问是春节，但在古代中国的历法体系中，冬至才是真正的新年。冬至是一年一度阴阳消长开启循环模式的关键时间点，也即现代天文学所说的“一回归年”。

　　既然新历书都在冬至后上市，那“贺冬”也就等同于“贺岁”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冬至不是等于新年，就是仅次于新年。比如，魏晋称冬至为“亚岁”，唐代称冬至为“小岁”。白居易本有二女一子，可惜其中一女一子都三岁早殇，唯一的“小公主”嫁给了四门博士谈弘谟。当谈氏夫妇诞下一女后，白居易喜不自禁，欣然挥毫写诗《小岁日喜谈氏外孙女孩满月》来庆祝，其中便说“新年逢吉日，满月乞名时”。“小岁”“新年”指的都是冬至。

　　因为外孙女在“小岁”冬至节满月，这位大诗人甚至在兴奋中放言，“怀中有可抱，何必是男儿”。

　　宋代，民间过冬至节的热情甚至赛过新年，《东京梦华录》中也有记载：“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宫放关扑，庆祝往来，一如年节。”“官放关扑”，是官方在固定时间内允许的以商品为彩头的赌博游戏，就连女性都允许加入，繁华的街市上，“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不相笑讶”，热闹非凡。

　　即使在中华民国时期成书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中也提到，杭州“冬至前一日，合境人家，都购包头鱼几尾，全家大小分食。唯鱼之头尾必留下勿食，用碗盛妥放米桶中”，取年年有余之意。

　　如今，很多人虽然都听过“冬至大如年”这句老话，但到了冬至当天，却无非是北方人吃一顿饺子，南方人吃一碗汤圆，再无其他的节俗。

　　衰败的很大一个原因也和袁世凯有关：辛亥革命后，君主专制被推翻，隆重的祭天大典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冬至节的存在，彻底失去了政治基础。又因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似乎冬至也跟着背了部分“黑锅”，成为许多人眼中的封建文化残余。

　　当时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就曾发文怒批：“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神圣的冬至节，遂成了袁世凯实现野心的工具。《大公报》就曾在袁世凯祭天前发表“闲评”，说冬至当天“全国官员端冕垂裳，鸣钟伐鼓”，老天看了都会以为“施耐庵闹天宫之寓言，竟将实现于今日乎”，讽刺祭天大典是沐猴而冠。

　　然而，还有日期、节俗相似的“圣诞节”出现，中国冬至逐渐被“外国冬至”吞并。尤其是在上海这样西化程度高的大城市。民国时人黄濬在掌故笔记中便不无忧虑地说：“冬至之名，将幸托耶稣以存，喜者何？”结果，真如他所料，后来上海《申报》的一些广告，就直接把“冬至礼品”“冬至送礼”这样的文字，和圣诞老人的形象进行了捆绑，借助时髦的圣诞老人，来推销本国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冬至礼物。冬至，怎能不“名存实亡”？

　　传统节日，就像所有的文化遗产一样，既是时代的产物，也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经受着冲刷和侵蚀。当你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老人说起“冬至大如年”这句话时，你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个古老节日曾经拥有过的荣光？

　　◎ 醒　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