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将“雷语”分分类
俞剑明
且将“雷语”分分类
■ 俞剑明
近年来,官场“雷语”层出不穷,给人一种“没有最雷,只有更雷”的感觉。
垃圾可分类,“雷语”也可分类。但垃圾中有些尚可再生利用,“雷语”则应统统归入无法利用的“有毒类”,只不过按其毒素、毒性的差别,可分为若干不同类型而已。
一是狂妄嚣张型。如: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局长在公路上遇到交警查酒驾时,突然从车中跳下,嘴中大吼:“我是处级领导,谁敢查我的车?”又如:广东清远清城区环保局局长陈某,扬言“我分分钟都可以搞垮一个厂”,“我手下有八个街镇,就算每个拿一百万,那就有八百万。我什么都不用做,到那里打打麻将,他们就会乖乖送钱来。”
二是泼妇骂街型。如:有记者就“城郊高压电线两侧安全用电隐患”等问题,采访吉林省电力公司城郊分公司,不料该局副局长孙建国竟漫骂“老百姓就是他妈的给脸不要脸的玩意儿!”又如:因违规发放年终奖遭到举报,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计生局局长在大会上影射举报人是“狗”,“给你肉吃,你咬我手指头,你是不是伤害我们感情?”
三是恶意反问型。如:“河豚好不好吃?不好吃干吗要保护?”一位地方官员在与中科院水生研究所教授谈话时如此诘问。又如:苏州信访局某官员反问上访者:“警察不打人,警察是养来干嘛的?”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你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四是冷言冷语型。河北省承德市牛圈子沟镇的村民王秀珍,因拆迁补偿问题前往镇政府寻求帮助,偶遇镇党委书记史国忠,对方先是说:“别找我,反映也没用。”王哭诉道:“那我去跳楼啊!”史国忠竟说:“一楼二楼别去,要去就去跳五楼。”
五是嘲弄调侃型。国务院规定春节放假7天,而湖南省娄底市房地产管理局则张榜公布放假10天。在面对记者“为何不按国务院规定放假”时,该局官员回答:“国务院?好遥远啊!”
六是“好言”相劝型。江西瑞昌市6名女童遭教师性侵,副市长蒋贤智劝告受害者家长说:“如果是我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事,我就不声不响地带她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去治病,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另一个“奇葩”劝语来自四川阆中国土局,当有网友问到“阆中商品房产权为何才40年”时,该局回复称:“40年后,我们不知是不是还存在这个世界,不要考虑太远了。”
七是歇斯底里型。前不久落马的云南省副省长沈培云,在普洱市任市委书记时强推旧城改造,连不少仅七年房龄的准新房也强令拆除。在搬迁动员大会上,他竟学着鬼子腔调高喊:“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好,不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坏!”
八是方言俚语型。如绍兴柯桥区有的村官斥责村民:“你算所西,头老老大(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你勿用多话哉,拨我走出去(你不用多说了,给我走出去)”等等。
如果将近年来的官场“雷语”认真梳理,当然不止以上几类。尽管发生在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但内涵相同,骨子里折射出的,都是权力的傲慢和对公民权力的藐视。看来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仍在某些官员头脑中作祟,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没有回答好“三谁”之问,不知道自己做官是“为了谁”、“依靠谁”,当然也没有搞清楚“我是谁”。
官场“雷语”频繁出现,使政府形象受到损害,政府公信力也受到破坏。长此以往,老百姓就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很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即使官员讲正确的话时,也不再相信,进而严重影响政府的执行力、公信力,在推进工作时就会遇到较大阻力。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才是解决官场“雷语”频出的治本之道。最近,有些地区和部门已列出“干部言行禁忌清单”,官员如再口无遮拦,一旦被查证属实,将记入履职表现,实行问责,并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示谈话、责令公开检讨、通报批评、停职检查、责令辞职、免职或罢免等组织处理。
问责“雷语”,是行政规范对官员言行的一种刚性约束。但若想彻底杜绝“雷语”,恐怕还是要从踏踏实实践行群众路线入手,真正做到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若能做到这点,则官场庶几无“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