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被皇家专宠的景泰蓝，由宫廷御造移入民间作坊，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它又是如何贴上国粹、国货、国礼的标签，走出一条“国字头”之路的呢？

　　盛美珐琅，景泰蓝

　　◎ 金　卉

　　1889年正月，光绪皇帝大婚了。据记载，这场奢华的婚礼耗银550万两，盛典陈设极尽隆重。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其中作为皇家门面必不可少的景泰蓝陈设品，竟然是从民间作坊定制的。

　　原来，旱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养心殿珐琅作就曾经停工歇业，虽然嘉庆年间又恢复过生产，却也渐渐变得形同虚设。富丽堂皇的景泰蓝，一度是清代皇室最钟爱的用器，是帝王的好尚之风变了么？根本原因在于，景泰蓝的制作成本过于高昂，而清朝后期，皇家已经没有财力支撑这笔庞大的开销。

　　一扇门关闭了，另一扇门却在悄悄打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人借此走近东方艺术的秘密花园。作为乾隆皇帝挚爱的御前陈设、禁院奇珍，景泰蓝充斥了东方宫室，使洋人眼界大开。它恰恰又具有西方文化最认可的纯粹的蓝色，因而这种泛着宝石般光芒的东方奢侈品，被外国商人带回国，大受追捧，一个新市场也诞生了。

　　咸丰朝以后，宫外出现了德兴成、全兴成、天瑞堂等数家作坊，精心解锁景泰蓝烧造的秘密，景泰蓝东山再起，这才出现后来宫外制造“倒流紫禁城”的趣事。

　　1904年，在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上，曾经为光绪大婚完成“高定货”的商号“老天利”，以一只景泰蓝宝鼎炉捧得金杯：继而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再次荣获一等奖，引起极大轰动。

　　景泰蓝天然的高贵血统，寄托着西方对中国贵族文明的幻想，成为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国粹。

　　从清朝末年开始，惊艳了西方的景泰蓝，通过一次次在国际博览会上亮相，渐渐成了极受欢迎的外销工艺品，赢得了大量定单。景泰蓝成了当时的“明星”国货。

　　不过，西方人也很喜欢具有时代面貌的景泰蓝烟具、茶具、饰品与徽章等。当时，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生产特殊题材的作坊，比如北平（今北京）专为天主教服务的晋丰工厂，生产圣水罐、十字架、吊灯铃铛，花样却是中国传统图案万字、云彩地儿，十分特别。

　　畅销却并非意味货美。在研究者看来，清末民国的景泰蓝，总体水平逊于前代，这是因为作为商品的景泰蓝，难以像宫廷御造那样不计成本。有记载称，当时的小作坊工人一天最长要工作十七、八小时，夏天通行夜作，在昏暗的灯光下，加倍地耗费着工人的精力。一间作坊中，“师傅”和“学徒”的比例，往往意味着产品的精粗之别，学徒艺术欠佳，却可节省成本，出品水准受到影响。

　　及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时期，景泰蓝生产陷入最黑暗的时期，仅剩少数有些规模的作坊，但为压低成本，也不得不偷工减料，色彩鲜艳虚浮，胎骨又轻又薄，放入水中甚至能够漂浮，人们戏称其为“河漂子”。

　　景泰蓝需“重工”，不惜成本制造，才有那种一丝不苟之美、明亮滑润之质。清末民国，市场如饥似渴，时局却难以给这门艺术以营养。幸好，还有市场这把“尺子”，可激发部分有实力的作坊，也交出了一大批特殊时代的精品。

　　几年前，北京首都博物馆曾举办“燕京八绝古今精品大展”，展出明清及民国时期的景泰蓝文物。其中有一件掐丝珐琅（景泰蓝）“老天利款”花卉纹瓶，在同台展示的数件民国藏品中，显得鹤立鸡群。

　　这件民国精品景泰蓝器型高大、设色高雅亮泽、掐丝图案细腻有力，最特别的是，它的器口与底足，仍然金光耀眼……这正符合精工景泰蓝“胎重、工细、金底”的风格特点。尤其是“金底”，指的是器皿底由紫铜镀金，并以手工方形瘦金体书或刻“老天利制”印款。展品中另有一件清末精工细制的“德兴成款”花鸟瓶。对民国的景泰蓝产品而言，“精工”即是“品质”的代名词。

　　北京南二环上有座景泰桥，走过附近的景泰路，经过景泰小学，在景泰小区旁是北京市珐琅厂，厂内坐落着中国首家景泰蓝艺术博物馆……这一带与景泰蓝有着很深的渊源。

　　1949年的景泰蓝行业，可以用“濒危”两个字来形容。有一天，梁思成与林徽因偶然去逛北京海王村的古玩摊，摊主说：“北京的景泰蓝热闹了几百年，到这会儿算是快绝根了。”两人因此关注起当时的景泰蓝作坊，果然发现其可怜的规模——大不过二三十人，小者仅有两三人，从事简单的手工操作。

　　在林徽因看来，景泰蓝有着“古玉般温润、锦缎般富丽、宋瓷般自然活泼的特质”“国宝不能失传”。于是两位教授挺身而出，在清华大学营建工艺美术小组，并成立国营特艺实验厂抢救景泰蓝。

　　如何抢救呢？林徽因和小组成员一起，再次走进徘徊在倒闭边缘的小作坊。他们得到的调查结果是：新老艺人青黄不接，但手艺尚在。几百年来的作坊式生产，图案单调，缺乏竞争能力、产量低、销路不畅才是痼疾。

　　要拯救景泰蓝这一濒临灭绝的传统艺术，最关键是全面更新设计，才能让它起死回生。

　　传统景泰蓝大多只有荷花、牡丹和勾子莲这些图案，林徽因决意独辟蹊径，在历代装饰资料里找灵感。她邀请研究敦煌的艺术家常沙娜加入小组工作。最终，成员们一起设计出简洁、明快的祥云火珠，浪漫动人的敦煌飞天……崭新的景泰蓝图案诞生了。当时，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得到了一件飞天图案的景泰蓝瓶，她赞叹道：“这是代表新中国的新礼物？真是太美了！”

　　传统景泰蓝工艺有了新的生命。一批景泰蓝台灯、烟具套盘和敦煌题材装饰大盘等，在1952年新中国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献给世界和平的礼物，被郭沫若称为“新中国第一份国礼”。

　　有了这样的艺术高度，有了“国礼”这个新的“国字头”称号，景泰蓝产业重生了。今天的北京市珐琅厂，即是由1956年前后诸多大大小小的珐琅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1958年，国营特艺实验厂也加入进来。

　　焕发新颜的景泰蓝不仅有了销路，还成为当时国家主要的出口创汇产品之一，北京市珐琅厂一年的出口额达到了300万至500万美元，当时35美元就可以买1盎司黄金。以至于到今天，在欧美古玩收藏市场，我们还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从皇家专宠的华彩重器，到最世界的中国符号，景泰蓝走过的曲折道路，就是不朽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