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仙”王士性引学界广泛关注与共鸣

　　“行走山河：王士性的人文之旅”学术论坛在浙江临海举行

　　9月17日至19日，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行走山河：王士性的人文之旅”分论坛在浙江省临海市举行。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是全国方志系统学术探讨、交流合作的最高层级平台，由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中国地方志学会主办。分论坛活动系首次在浙江举办。

　　本次论坛得到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大力支持，研究王士性及历史地理、方志文化的全国各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代表和各地历史文化爱好者代表80余人参会。

　　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邱新立，浙江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任郑金月，台州市委常委、秘书长陈挺晨，临海市委书记马骏出席论坛并致辞。

　　邱新立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及其分论坛是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中国地方志学会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方志文化和地域文化精髓要义而打造的重要学术交流研讨平台。在王士性的家乡临海，专题研讨王士性及其“行走山河”的人文之旅，聚焦这位伟大的“山河行者”和“人文观察者”，对于传扬王士性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地理学成就、建构方志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关系框架，彰显台州地域文化特色和新时代文化建设新格局，推动台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都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郑金月在致辞中指出，王士性用旅行者的目光、方志者的笔力，把山川形胜、风土人情、经济物产、社会肌理熔为一炉，堪称“行走的活态方志”，其学术精神与浙江“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文化气质一脉相承，也为当代的修志工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坐标。论坛旨在把王士性从“典籍里的名字”变成“可感知的文化符号”，把地方志从“架阁上的书本”变成“发展中的智慧”，使史志典籍更好地激活优秀传统文化，更有效地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会上，举行了临海市与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通过地方与高校及学术机构的深度合作，逐步构建“文献校勘－理论阐释－当代转化”三位一体的系统研究体系，深入挖掘王士性思想资源，补充明代地理学与行旅文化的历史叙事，彰显中华文明的多元性与连续性。

　　领导、专家学者及山西、山东、四川、江苏、云南、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共同启动“‘志里行间　阅见山河’——‘游仙’王士性人文之旅走读研学活动”，以脚丈量山河，以心感悟人文，在行走中阅读历史，在研学中传承精神。

　　王士性人文之旅

　　杨树锋以《王士性的学术贡献与当代意义——“人文”霞客，“十岳”游仙》为题，复旦大学教授吴松弟以《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为题，浙江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副主任袁新国以《王士性方志思想研究：从地志书写到人文地理的范式转型》为题，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副主任、临海市王士性研究会秘书长林大岳以《山川史记、地理诗骚：“游仙”王士性的人文地理学先驱意义》为题，先后发表主旨演讲。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徐建春以《人文之旅孕育人文地理》为题做学术总结。

　　王士性的山川之旅，始终贯穿着严谨的实地考察精神。他对当时旅游风潮中“谈玄虚”“综名实”“揽风雅”“传幽怪”的虚浮倾向不以为然，坚定主张“身所见闻”，唯有亲身经历、实地考察的所得，方能作为治学与认知的根基。

　　在学术研讨中，多位学者对其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杨树锋在主旨演讲中，盛赞王士性的实践精神与人文地理学贡献，直言“王士性无愧于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地理学家，更堪称最卓越的人文地理学家之一”。吴松弟则客观指出，尽管王士性“在学术与思想层面存在一定局限性，但这丝毫无法掩盖其著作蕴含的巨大地理学价值”。

　　袁新国在主旨演讲中，以王士性的方志思想为核心切入点，认为这一思想“成功推动方志编纂从传统地理描述，向现代人文地理研究实现范式转型，不仅革新了方志的内容与编撰方法，更显著提升了方志的学术品格与社会价值”。林大岳则聚焦“游仙”这一历史评价，从政界“仙吏”、文坛“仙品”、学界“仙才”、游界“仙客”四个维度，深入解析王士性的学术研究方法、范式转向及其深远学术影响。

　　论文作者群体则分三组展开专题研讨，分别围绕“王士性与人文地理学研究”“王士性与方志文化研究”“王士性游仙之道与文旅融合研究”三大主题深入交流。

　　王士性与方志文化研究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的游桃琴：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的《广志绎》对传统方志编纂范式进行了重要革新，具有深远启示。他通过“行走式方志”实践，构建了“地理—经济—文化”三维互构理论框架，突破传统方志的静态记述与政绩工程倾向。他从地理环境解释经济选择与文化性格的形成，解构“重农抑商”价值观，强调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方法论上注重实证考察、区域比较与战略前瞻，超越官方视角局限；实践上批判“一刀切”政策，倡导边疆治理“在地化”，警示生态开发风险。王士性的范式为当代方志转型提供了动态书写、多维分析与经世致用的新路径，强调方志应立足人地关系，构建地域文化认同，服务于地方治理与文化传承。

　　临海市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徐媛苹：王士性的地理学贡献体现在其构建的“宏观—中观—微观”三级认知体系及“三龙说”等地脉理论，突破了传统舆地学的局限，成为明代地理学从描述性向解释性转型的重要标志。在地域文学表达方面，王士性的诗作和游记是文学与地理相互影响的典型案例，构建了独特的文学地理景观。在民俗研究范式上，王士性对少数民族习俗的记载在方志中形成独立体系，其研究方法兼具人类学的田野性与社会学的系统性，开创了明代民俗研究的“实证范式”。在治政实践智慧方面，王士性的“因地制宜”施政理念与系统思维，体现了明代实学思潮的实践面向，为研究明代地方行政提供了鲜活案例。方志作为重要载体，不仅保存了王士性的多元学术成果，也推动了其思想在地方社会的传播与应用，对重构明代学术史与地域文化史具有深远意义。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地情信息部副部长周珍朱：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虽非严格方志，但其编纂理念与方法对当代地方志编纂具有重要启示。当前志书编纂存在内容同质化、微观叙事缺失、“信息孤岛”及人才断层等问题，可以通过借鉴《广志绎》的理念与方法，在内容上强调特色挖掘与动态记录，展现地域独特性和时代变迁；在方法上引入多维度分析与比较研究，增强志书系统性和整体性；在实践上注重实地考察与资料整合，确保内容真实可靠；在人才上构建专业化培养体系，提升编纂队伍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从而推动当代志书编纂质量的提升，使志书更好地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副研究员林琼华：王士性的著作虽与方志有渊源，但应界定为“地方书写”，其内容涵盖自然地理、民风民俗、经济物产，并采用版画插图增强可读性。他通过亲历实证的求真方法，展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强调地理环境对人文社会的深刻影响。王士性的地方书写不仅记录了历史，更凸显了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对当代方志编纂具有重要启示：应坚持实证精神，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注重文脉赓续，使地方志成为动态的地情库和文化再生的种子库，服务于文化建设、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王俊芑指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提出了一种复合型区域划分标准，综合自然地理、政治、历史、文化风气、民族分布、现实情况及行政区划等多重因素，突破了传统单一标准的局限。他不仅整合了《禹贡》以来的传统区域观念，还结合明代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体现出区域划分的系统性与现实性。这种方法的出现，源于明代区域差异日益显著、地理要素日趋复杂的背景，王士性通过融合多种标准，更全面地描述了“天下”格局。其区域观念具有前瞻性，自发形成了类似现代区域概念的认识，展现了中国传统地理思想在近世的自我更新与发展。

　　王士性与人文地理学研究

　　义乌市地方志编纂室室务会议成员潘桂倩：王士性通过《五岳游草》和《广志绎》等著作，深入描绘了明代金华地区的地理格局、水文特征及地理环境对物产、经济、文化的影响。

　　他详细记述了金华山水格局，强调金华山及三洞的喀斯特地貌特征与水文系统，指出地理环境促使民众从事商业和远游，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并分析了“朴”与“蛮”并存的区域文化性格。作为倭患亲历者，他深刻揭示倭乱实为明廷海禁政策失效、官商勾结、政治腐败所引发的内乱，而非单纯外患；尤其推崇戚继光的军事改革与义乌兵的作用，对其最终因体制问题而没落表示惋惜。与徐霞客相比，王士性更注重地理现象的文化阐释和经世致用，其学术思想融合了阳明学派和浙东事功学派的特点，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实用性。

　　南京大学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周运中认为，明代浙东地区因山多田少，历史上长期依赖海外贸易繁荣，但明朝严厉的海禁和迁海政策导致海岛荒废，浙东经济受挫，民众生活困苦。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记载了海禁对浙东的负面影响，并指出浙江巡抚因抗倭多不得善终，反映了明朝政治腐败和政策失误。这些历史教训深刻揭示了海禁政策的弊端，对当今的对外开放政策具有重要的反思意义。

　　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副主任林大岳认为：王士性的“游仙”称号是晚明社会文化转型中士人精神复杂面向的体现，兼具道德赞誉、文化想象与地理探索意涵。该称号在政治语境中象征谏官风骨，文学书写中体现山水审美哲学，民间叙事中则是世俗信仰的神圣投射。王士性通过“宦游五岳”实践，将地理考察升华为精神修炼，其“游仙”形象实为晚明士人调和“经世”与“超世”矛盾的典型范式，体现了儒学正统与道教隐逸传统的创造性融合。这一称号的生成，揭示了晚明士人在文化危机中重构精神支柱的策略，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韧性提供了新视角。

　　浙江省之江区域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省文史馆研究员潘捷军：明代名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将浙江分为“泽国、海滨、山谷”三类区域，并提炼出“水的灵气”“海的大气”“山的硬气”等文化特质，体现了地理环境对文化形态的深刻影响。这一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古代浙江，对理解当今江南乃至长三角地域文化仍具有重要启示。王士性的地域文化论见蕴含“融合机制”，突出水文化的包容、通达与适应能力，成为江南文化精神的核心。当前，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地域文化既应继承“和而不同”的传统，更需注重开放、融合与创新，推动区域文化从“江南之江南”向“中国之江南”乃至“世界之江南”演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

　　临海市博物馆馆长陈引奭等作者指出，从市博物馆所藏王士性撰作的碑志来看，可以反映出台州文人兼具“经世致用”与“独善其身”的双重特质，既强调学以致用、忠君爱国、坚守道义，又追求精神自由、艺术修养与隐逸生活。台州独特的山海地理环境和历史传承，塑造了其人文精神中的“五气”——志气、正气、硬气、侠气与逸气。这一精神传统自宋明以来不断延续，体现在众多台州历史人物的气节与实践中，彰显出台州人勤勉笃行、守正轻死、敢为人先、超然旷达的地域文化特征。

　　王士性游仙之道与文旅融合研究

　　台州学院教授李跃军：王士性作为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其文化资源具有丰富的物质遗存与非物质形态，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与旅游价值。然而，当前王士性文化资源的挖掘利用存在品牌影响力有限、资源整合不足、体验形式单一等问题。应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系统梳理与价值重估、内涵阐释与故事活化、载体创新与产品转化、空间整合与场景营造、科技赋能与智慧呈现、品牌塑造与传播营销、人才培养与区域合作等八大路径，推动王士性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与活化利用，以实现其文化价值的现代转化与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

　　台州市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李妍嘉：王士性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山谷、泽国、海滨”三区论，对当代台州文化线路构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通过打造“王士性‘三区’寻踪”文化线路，以沉浸式体验场景、社区共创、跨区域品牌建设及动态评估机制等创新措施，将台州零散的遗产点串成一条耀眼的文化线路，能让游客完成从身体的“人游”、思想的“神游”到精神的“天游”的三重体验。

　　江苏省邳州市史志办李文娟：王士性作为晚明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其旅游思想内核表现为亲历山水的实践精神，通过广游求实证、探险拓新知、审美升华体验三个维度展开。他注重文旅融合，认为旅游胜地兴盛能带动商业发展。王士性的旅游思想与实践为当代旅游发展提供了“以文塑旅”的历史范式，对当今地理学、旅游学及文旅融合有重要启示。

　　登封市文物局一级主任科员宫嵩涛：王士性作为明代人文地理学家，其嵩山之行具有重要历史与现实意义。他通过实地考察，详细记录了嵩山的文化与自然景观，为后世留下了珍贵资料。其《嵩游记》对研究明代嵩山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促进了嵩山文化的传播。保护与传承王士性游嵩线路与文物遗迹，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

　　临海市杜桥文联副主席何方伟：王士性通过实地考察、地理考辨与文学想象相结合的方式，突破了传统道教文献中对洞天福地的静态、神秘化叙述，将其重构为兼具地理实存、仪式实践与文化记忆的复合空间。

　　论文作者周腾飞认为：王士性作为明代人文地理学家，其“环境－生计－文化”链式模型与“人游-神游-天游”体验哲学，为临海文旅融合提供了理论支撑。该思想有助于系统整合临海“山海城联动”的文旅资源，破解当前资源碎片化、体验浅表化等问题。

　　论文作者许伟向认为，王士性的人文地理思想强调环境与人的双向互动，提出地理环境对区域文化、经济与社会结构具有基础性塑造作用，并系统阐述了“海滨之民”的性格特征与生活方式。王士性的地理思想对临海地区的人文发展、城市规划等方面产生了潜在影响，其游仙文化精神至今仍在临海文旅中得以践行。

　　◎ 记者　贾 露　通讯员　林大岳　张小宇